燕行后的朝鲜洪大容与《医山问答》的诞生
夫马进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演讲人简介：
夫马进，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明清社会史与东亚关系史。著有《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燕行使与通信使》（韩文）、《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中文）。主编有《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篇》、《增订使琉球录解题与研究》、《中国东亚外交交流史研究》、《中国诉讼社会史研究》。代表性论文有《同善会小史》、《明清时期的讼师与诉讼制度》、《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曾获恩赐奖·日本学士院奖。
朝鲜的洪大容（1731－1783）作为韩国伟大的实学家，在初中和高中的教科书上都有对他的记载。但是在日本，几乎没有人知道。在中国，尽管2010年出版了记录了他1766年在北京与中国知识分子笔谈的记录——《乾净衕笔谈》，恐怕现在知道他的人依然不多。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对于这个人物，韩国国内和日中两国对他的评价为何有这样的差异。
要知道韩国是如何评价洪大容的，2011年度版的《高中国史》，也就是目前韩国高中所使用的韩国史教科书可以提供一个参考。其中记述了洪大容前往中国、归朝后根据在中国的经历主张进行技术革命、废除门阀制度，强调抛弃朱子学是富国强兵的根本所在，并批判了“中国中心说”。洪大容努力进行科学研究，主张“地球自转说”。教材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他不仅主张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还发表了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的无限宇宙论。简而言之，高中韩国史中描述的洪大容是有志于韩国近代化的人物，他主张地球自转和宇宙无限的理论，否定了此前占据一般韩国人观念的中国中心论和朝鲜边境论。洪大容在这个意义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而我本人这几十年来，对洪大容的兴趣不在韩国研究者之下。但这并非因为他提出了“地球自转说”，也不是因为他在朝鲜提出了技术革新，而是倾心于其1766年在北京和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笔谈记录《乾净衕笔谈》。至少，放在东亚范围看，《乾净衕笔谈》作为一个记录不同国家知识分子至为亲密交往的史料，是具有空前绝后的独特性的。这部材料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真实的面貌和言谈。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能以如此真实的一面示人，完全是因为洪大容出众的品格、真挚的言谈、非凡的学识打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换句话说，十八世纪的中国人，也喜欢上了洪大容这个人。同样地，我今天对这个人物依然抱有浓厚的兴趣，原因和中国乾隆年间的知识分子一样，也是被他的思想和为人所吸引。对我而言，洪大容这个人物的重要性，与他在《医山问答》中批判“中国中心论”，或者提出了“地球自转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十八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落泪。但同时代的洪大容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流泪的场面，批评说：“简直无异于妇人。”尽管他开始持批判的态度，但随着与中国知识份子交往的深入，受到了中国人自然流露的情感的感染，在回国前一天，他也一边读着中国友人的来信，一面流下眼泪，以至于放下窗帘，独自潸然泪下。
回国后，他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而《医山问答》可以说是他这种变化的体现。《医山问答》是一部完全虚构的作品，书中两个人物——虚子和实翁的问答、辩论贯穿始终。虚子代表了燕行前的洪大容，实翁则是洪大容撰写这部作品时追求的理想形象。虚子执着于现实中所见的虚幻不能自拔，而实翁则通过将一切都相对化，摆脱了现实的虚像和陈规俗念，把握了世界和社会的真实。也可以说，实翁是在从宇宙的边缘看地球、看人世。先前讲到的“世界中心并非中国”，也是其相对主义的一部分，甚至连孔子和朱子也被相对化，而对异端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这里，我们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洪大容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完成了其自身从虚子到实翁的转变？第二，地球自转论也好，中国非世界中心的观点也好，对我们而言已经没有重大的意义，那么,我们可以从洪大容的思想中发现什么新的意义呢？
首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作为《医山问答》诞生的前提，洪大容自身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在北京笔谈之前，他无疑是一个朱子学者。他在北京遇到的是从杭州来参加会试的三名举人。其中，最有肝胆相照之感的严诚。洪大容回国四个月后，也就是九月，给严诚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里提到了自己的病，但依旧以一个正统的朱子学者自居，认为不该把经历花费在记诵和训诂上，而应该用于研究实学，同时主张不该沉迷于佛教。
严诚的回信是第二年的秋天也就是一年后寄到的。当时，严诚会试落第回到乡里，为了谋生去福州担任类似幕僚的职务。回信长达三千多字，而且是在病榻上写就的。严诚1767年春到福州赴任，六月就染上疟疾。病重后，于当年九月被从福州送返杭州，当年十一月便病逝了。这封信成了他的绝笔。
信里，严诚对洪大容的思想进行了严肃、直率而温暖的批评。严诚提出的第一点是，洪大容过于拘泥于既有的理论和伦理，被朱子学困住了手脚。同时，他也坦陈自己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良欲吾湛轩于知人论世之际、少破其拘泥之见耳”。严诚希望他少一些偏见，多一些自由。这里严诚所说的偏见，主要是朱子学带来的观念束缚。另外，他针对洪大容来信的内容，指出辞章、训诂、记诵之学对正道无害，希望洪大容能宽容地看待。他写道“汉儒训诂之功尤伟”，可见当时中国盛行的汉学，即考证学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力。严诚对洪大容最严厉的批判，是对僵化的“道学者”的批判。道学在这里无疑就是指朱子学。他指出：“吾辈胸中，断不可先横着道学二字”，进而劝说洪大容应对佛教和老庄更为宽容；他写道：“姚江〔王阳明〕之余焰已熄久，无异言横决之患”，希望洪大容对阳明学也能海纳。严诚之所以论及阳明学，恐怕是因为他看出洪大容对中国当时的思想状况有所误解。换句话说，在洪大容与严诚等人笔谈之时，韩国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状况并不清楚。笔谈之际，洪大容屡屡提到王阳明，令严诚感到奇怪，所以才会提醒洪大容重新认识王阳明。从这个角度讲，洪大容无疑处于文化的边境地带。
洪大容接到这封信，已经是第二年的五月。同时交到洪大容手中的，还有严诚死去的讣告。洪大容无疑把这封信当作了严诚对自己的遗言。我们能够想象他所受到的冲击。事实上，洪大容所经历的思想困境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而这时，他恰好又经历了父丧（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回国后数月，刚刚完成笔谈记录的时候洪大容就已经“忧病”缠身了。在他写给中国友人的信中，他提到自己“精神消落”、“发白齿落，已老大样子”、“昨月以来，身病疟疾。委卧床席，闷怜闷怜”。乾隆三十五年冬，严诚的友人写给洪大容的信中，也有这样的句子“及观铁桥所画小像，亦以胸有抑郁而体患孱弱者”。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洪大容并非筋骨强健、能够担当富国强兵之重任的壮汉。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画像。的确，体格上他并不羸弱。我以为，洪大容原本并非虚弱多病的体质。而处在思想混乱期时，据说他脾气非常暴躁，经常对身边的人发火，丝毫不见年轻时就开始注重精神调和的修行，也即是朱子学“居敬”的成果。这种状况至少持续到了乾隆四十一年的十月。他是从乾隆三十五年左右开始提到自己的病体和烦躁，那么他思想的重大变化也是发生在这段时间吧。
洪大容像
洪大容在这一时期写给中国友人的信中完全不提朱子了。尽管，他回答皇太子（日后的正祖）咨问时，依旧采取朱子学者的立场。这种矛盾，也是令他烦躁莫名的原因之一吧。乾隆三十八年前后，他开始倾心于庄子等中国古代的相对主义者——这在韩国学界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可以思考刚才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洪大容对于我们今天的价值是什么？
洪大容在《医山问答》中对君、臣的论述，比黄宗羲更为透彻。他不仅批判了中国皇帝，也批判了朝鲜皇帝。而且一点都看不到黄宗羲那样的乐观君主论。洪大容说，世上没有体恤人民而无私欲的君主。这样的言论放在当时无疑是激进的。同时代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向了考证学，与他们相比洪大容对天文学的知识要丰富得多，这构成了他的思想基础。当然，我们也不该忘记：在朝鲜，不仅洪大容一人对天文学有这样的关注，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早已普及。
任何读了《医山问答》的人，都会为他的相对主义所震惊。但他相对主义的萌芽，毫无疑问可以追溯到他读到严诚遗书那一刻。不仅批判朱子，甚至把孔子也相对化，中国人是否能做到呢？严诚把洪大容引到了相对主义的门口，洪大容把相对主义进行到底，最终“青出于蓝”，恐怕与他擅长中国人所不擅长的天文学有关。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因为身处中国文化的边境，才有了“原君”、“原臣”论。与日本的兰学进行比较，也许会对思考这个问题带来更丰富的启示，今天我们暂不在这里展开了。
韩国对于洪大容的评价基于民族主义思想，他也被认定为韩国富国强兵的先驱。但是，过去这些评价洪大容的理论基础已经制约了对洪大容的研究。他转变为一个能够任由自己落泪的人，这难道不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也许，洪大容对于韩国历史真正的重要性在于，他晚年变成了一个妇孺般至情纯粹的人。这种变化的萌芽，难道不正萌生于他在北京放下卷帘独自落泪的那一刻？我们可以认为：正因为他开始正视自己的情感，并获得了情思的自由，才接受了严诚的忠告，才走到了将世界相对化的入口。当我们谈论《医山问答》的时候，我们是否应当更多关注他的为人以及他燕行时期与朋友们的亲密往来呢？
艾菁 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