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耶鲁大学荣誉教授

郑培凯     香港城巿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教授

演讲人简介：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耶鲁大学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研究领域为近现代中国史，中西关系史，中国法制史等。著有《追寻现代中国》、《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曹寅与康熙》、《改变中国：在华西方顾问》、《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胡若望的疑问》等多种。

郑培凯，耶鲁大学博士，香港城巿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首任主任，现任客座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为中国文化意识史。著有《汤显祖与晚明文化》、《真理愈辩愈昏》、《流觞曲水的感怀》、《树倒猢狲散之后》、《雅言与俗语》、《迷死人的故事》、《品味的记忆》等。

金安平，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现任教于耶鲁大学历史系，研究领域包括儒教、道教、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等，主要著作有《合肥四姊妹》《孔子》。

郑培凯：今天这场讨论的核心议题，就是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当然，也不仅局限于此，而是希望以此来回顾如何反省中国的历史，怎样呈现中国的历史，怎么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对史景迁先生而言，作为一个英国人，在美国教了一辈子书，他又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呢？在此，我想先来问问史先生，您撰写这些有关中国的历史人物的研究著作时，在思考什么？试图通过这些人物来传达什么？又是如何来呈现这些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的？

史景迁：谢谢您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开始的时候也并不十分清楚问题的答案。青年时代在英国求学时，我研究的是英国史，尤其是有着四百年传统的英国宪法史。直到我来到耶鲁大学读研究生之后，因为要学习很多课程，才开始接触到中国的研究。由此，我意识到，汉学为我开启了一个魅力无穷而又非常困难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确定了要研究的论题，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并将其出版。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在此过程中，有很多的意外与偶然。一开始，我并不想写一本关注中国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只是由于在有关中国的材料中，发现了同英国的斯图尔特王朝时期所面临的相似的问题，诸如如何维系统治，如何镇压叛乱等等，才对此发生了兴趣。一些与康熙相关的材料，让我意识到他在面对这样一个伟大帝国之时所展现的雄才大略。他的满洲背景，更让其在处理帝国事务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特别。1959年，我前往澳大利亚，见到了一位很优秀的学者—.房兆楹先生。正是他，引导我用古典文献学的方法来解读史料，也构成了我写作《曹寅与康熙》一书的动机。在台湾，我看到了当时还未公开的朱批谕旨。在那些上奏的人物之中，有一位便是曹寅。渐渐地，我感到应该写一篇讨论康熙的论文，并试图尽可能地展现其时代非常复杂的不同面向，这便是我博士论文的缘起。

当我试图对此进行探讨之时，便牵涉到很多相关的问题。我们要想了解一个人的生活，就必须了解其所处的周边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的性质。曹寅，这位来自满洲的包衣，虽然是清廷的奴仆，却在内务府中担任要职。他的家族，是如何在帝国中求存的呢？透过已有的史料，来处理这些已经逝去的历史人物，的确是我试图去探索和研究的问题所在。在读到康熙对全国各地所呈奏折的朱批之时，我意识到，正如同当时的我一样，他也在学习中文，他也会犯错误。这是他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然而，仅仅如此还不够，我又继续思考，将问题延伸到更为广泛的领域，作为统治者，康熙必须面临敌对势力对政权的攻击。从围绕四书等儒家经典的有关争论，到其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接受，所有这些，都萦绕在我的脑际，促使我去寻找更多的材料和讯息。

然而，当我真正开始全面地研究这位帝王之时，有些问题是我所未曾预见的。例如在巩固其统治的过程中，面对吴三桂的叛乱，他不得不进行一场赌博，可能赢，也可能输。同俄国的境界冲突以及台湾和西藏的问题，也同样如此。当时的帝国，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对于康熙而言，他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呢？

另一个问题是耶稣会的传教士。随着西方人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对这个国度也发生了兴趣。这些外国人会如何看待中国呢？这便引发了我的另一条研究线索，即希望能够勾勒出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他们做了什么，还想要做什么？又对当时中国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这便是我撰写《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一书的原因。随着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来华，传教士们进入了中国的宫廷之中。他们生活于此，并开始用中文写作，克服了重重困难。对他们而言，如何消弥误解，成为了必须要面对的课题。19世纪，欧洲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到了20世纪，西方工程技术、教育方式的引进，也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许多方面尤其是军事领域的进步。随后，又有美国在二战时期对中国事务的介入，乃至上世纪50年代来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各种不同的外国人士，试图从不同的维度来改变中国，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条线索，便是从我最初对康熙的关注开始的。

应该说，我对于康熙的研究，是从一些大事件开始的。但由此，我也会想到另外的一个极端，即那些贫困潦倒，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人。又是缘于偶然的际遇，我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看到了清人黄六鸿所作的《福惠全书》。这里头都是一些案例，其中即有一个有关“王氏之死”的案子，还有验尸的报告。这是很具体的材料，我就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事件。虽然这个王氏连名字也没有，但我还是会想，她所处的整个环境是怎样的？又到底是为何而死？当然，这里有想象的成分。但这种想象，是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的。

我写的很多东西，都是同宗教相关的。这其中，还有中西文化碰撞所引发的问题。除却上面谈到的利玛窦等人之外，我探索此一问题的另一个维度，则是胡若望。他在广州信了基督教，便想要跟着传教士到巴黎去，可谓计划周详，他想要了解当时的欧洲是什么样子。然而，当他到达巴黎的时候，却根本适应不了当地的环境。他的所作所为，几乎与疯子无异，最后被法国警察当作一个疯人，关到疯人院里去了。所幸，法国当局认为他并没有犯什么罪，根本不知如何处理，便将其送回了中国。胡若望的疑惑，也是我心中的疑惑。在此过程中，究竟有着怎样的一种文化碰撞呢？这便是《胡若望的疑问》一书的由来。

郑培凯：之后，就是有关太平天国的这本书。到了洪秀全这里，基督教在中国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扭曲，造成了如此大的一个事件。在洪秀全看来，他属于上帝的家族，是耶稣的弟弟。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他疯了。但是，在这种疯狂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动力呢？我想要问的，便是您有了文献之后—.大家也接触到这些文献—.面对同样的文献，您为什么会这样思考呢？

史景迁：在历史写作、历史书写和历史想象的过程中，很多材料大家也都看到了。例如雍正，他写了一本《大义觉迷录》。这份材料是如此的详细，你能从中看到很多东西。对于中国的历史，我们要从不同的层次上来解读，一般的理解要有，更要注意发掘其深层次的东西。只有如此，无论贩夫走卒，还是游方道士，只要能够将其同我们已知的东西相联系，便能更加深入的去解读历史。有的时候，当我们掌握了一些具体而清晰的细节，这些细节又是他人所不曾措意的，便应该把它同更宏观的东西联系起来。由此，一个具体的细节、一个小的事件，就变得很有意义，能够丰富我们对于整个历史的理解。曹寅、康熙、胡若望的例子，都是如此，这是一个历史研究的方法，至少是我的方法。

金安平：由史景迁先生的治学经历，我联想到了艾默生在一篇文章中讲到的一句非常极端的话。他说：“一切历史都是传记”。换言之，一切历史都应该以传记的方式展开。正如史景迁先生所研究的，无论大人物、小人物，他们的心态，始终是史先生关注的重点。所谓心态的考察，其实就是传记，例如《康熙》那本书，其实就是一幅“自画像”。而且，谈到一个人的境遇，就必然牵涉到其所处的环境。根据我的理解，史先生写作历史的动机就在于此，这恰是艾默生最欣赏的一种书写历史的方式。还有一点，就是西方人写中国历史所遇到的困难。在这一点上，我从史先生那里学到了一点。他常常说：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要用最好的方式把问题说得很明确，同时，不要使用太多的人名、地名，因为西方人无法“抓住”这些名字，会被弄得糊里糊涂。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一种障碍；但反过来说，当你不能再回头去使用这些人名、地名的时候，又该如何讲故事呢？如果你能顺利地以一种清楚明白的方式将这段历史呈现出来，这种表达方式，也就不再是一种劣势，反而成为一种优势。

郑培凯：这里的确有一个历史叙述的问题。20世纪，有些历史学家总觉得只要把资料通通都摆上去，就是最好的历史。而在史先生看来，历史叙述本身是值得重视的，文体也需要给予格外的关注。史先生的书为什么在西方那么受欢迎，例如《追寻现代中国》一书，至今仍然是英美通用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我的理解，正是由于其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和叙述。一个作者，不管是历史家也好，文学家也好，作品带给你的，就是让你知道他的浓厚兴趣，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学历史的人，不是单纯地进入历史这个行业，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这样，写不出好的历史来。这些人所写的历史，只是行业内所接受的历史，而不是对于中国历史的重新和深刻的认识。从这一点来讲，史先生把他的一生都投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叙述，这本身就让我觉得很感动，也是一个巨大的感召。

□谢一峰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