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的京剧改革
李孝悌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
讲者简介
李孝悌教授,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曾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研院出版社总编辑,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中文及历史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与文化史、城市生活史,著有《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 1901-1911》、《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与生活》等,主编有《中国的城市生活》。
晚明的上海,戏曲是非常活跃的,主要是松江府,包括上海县。在当时,上海的豫园是一个士大夫的家族庭园,但同时也是重要的戏曲演出场所,各种各样的戏曲在这里上演,笙歌不断。到乾隆时期,上海的戏曲发展出现了两个新情况。一个是大量的淫戏开始出现,花鼓小戏进入县城。另外一个是会馆演剧开始出现。北京比较特殊,80%的会馆是士大夫所建,其他地方的会馆主要是商人所建。在近代商业剧场出现之前,会馆演剧是城市里面最重要的演剧形态。
上海在明代就已经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因此大量的南方人迁移到上海,在上海建立会馆,促使会馆演剧兴盛。当时上海旧市区的南市非常繁华,但仍然没有真正的商业戏园。戏园真正开始在上海出现和租界(和南市对应,主要集中在北部城区)有关,1853年小刀会之乱及1860年后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大量江南移民人口涌入上海,迫使租界对普通百姓开放。
上海租界在1840年代并没有什么特殊,但是小刀会和太平天国时期涌入的人口使得租界出现了各种问题,比如卫生问题、设施缺乏。租界开始用现代化的设施,改善自来水、照明,铺设马路、建医院。租界开始变成一个非常适合人居的地方。人口越来越多,商业越来越兴盛,南市的戏曲地位就被取代了,当时在法租界就有很多戏园。海派京剧的蓬勃发展是拜租界提供一片沃土所赐,所以在当时,逛租界是上海八景之一,来上海是必须要去的。
但是当时公共租界中戏园的环境是非常不舒适的:跑堂穿梭其中,异常嘈杂;通常只有一个入口,拥挤不堪,散场时贵人的随从涌入,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更难以忍受的是,多数戏园没有厕所,即使有也只有一个男厕,女厕就放个盆子了事。所以可以想见,里面的空气是何等污浊,看戏并不是愉悦的享受。后台狭小,演员也是汗流浃背。
此时戏园规格不等,有的卖站票,有的有座位,大的可以容纳千人左右。当时最便宜的茶园入场券是30文,相当于苏北黄包车夫一顿午饭的钱,最贵的是200文,则是这个车夫一日的所得或者一天不抽鸦片省下来的钱。
特别的是,全中国只有上海是不禁夜戏和淫戏的。因此梅兰芳1910年代来到上海时,感受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主要是和技术条件有关,上海租界在1860年代有了瓦斯灯,在1880年代有了电灯,租界于是成为一个不夜城,而戏园就是制造魔幻和快乐的地方,是租界里最亮的地方。所以在海派京剧改革之前,租界中的戏园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着混乱与梦幻的矛盾体。
近代上海京剧的改革标识性事件是上海新舞台的出现。1904年,陈独秀发表白话文《论戏曲》,他在里面提议要提高演员地位和改变戏曲内容,要演现代剧本而非封建剧本,同时还要引进西方的声、光、电、影改进舞台技术。上海新舞台就采用了陈独秀的提议。
当时,西安艺术社也受到了陈独秀的影响,改革了剧本内容,但在舞台设施方面没有办法实现陈独秀的想法。上海新舞台实际的推动者是演员夏月润兄弟,与梅兰芳一样,他们都是来自舞台世家。夏氏兄弟读了陈独秀的文章,一心要改革戏曲内容,提高戏子地位,因此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不去参加堂会(出台,往往伴有性服务)。第二是踊跃参加革命,因为革命是最先进的思潮,他们将其作为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中国的戏曲从20世纪开始与政党关系密切。
上海新舞台最开始是在南市的十六铺,这里曾经是商业活动兴盛的地方,但在有灯光的租界出现后,商业就没落了。因此在夏氏兄弟的推动下,南市成立了振兴委员会,修建了马路,安装了灯光,建起了新舞台。新舞台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它是垄断性的、超豪华的,以至于三分之一以上的戏园都不敢叫舞台,生怕叫了舞台就让人想起新舞台。所以,当时中国各个地方,只要看到取舞台之名,就一定是受到新舞台的影响。
新舞台出现后,海派京剧渐渐走向成熟,形成独特的风味。它和京派京剧有着重要的差别。首先是海派京剧更写实——特别是在舞台的表现上。京派京剧因为舞台上四个巨大柱子的关系,看不到舞台上的细节,所以是抽象的,就比划几下。京派京剧是用来听的,而不是用来看的。当时很多人认为,因为京派京剧的抽象性,所以看出中国人没有战争的经验,比划比划就打了败仗。傅斯年写文章,把旧戏看成中国旧社会万恶的原因,我认为这是从负面的角度把中国戏曲提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而海派京剧则更写实,舞台设计用了很多软的布景,比如有6米到8米的幕布,画得很有层次,非常真实,地下室有很多水窖,有一场戏演女子投河,就扑通一下跳了进去,观众要的就是听到落水声。上海的观众绝不接受比划比划,都是要真水真火真实弹。
另外,在剧本上,海派京剧很多都是连台本戏,这也跟京剧不一样,京剧是一个唱段一直唱。上海人求新求变,一个《新茶花女》,一个《济公活佛》,观众每天都期待不一样的东西,但同时其意涵也比较粗糙,只要新奇只要洒狗血就好。
跟后来的样板戏一样,海派京剧要求少唱多说,没有唱腔,是白话的演讲。文明戏就是制造了很多言论老生和言论小生,被海派京剧吸收,变成样板戏的一个要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更贴近观众的需求。
再有就是舞台背景,这是海派京剧的最大特色,最忠实地实践了陈独秀所说的多利用声、光、画、电。夏月润为了改善舞台设施,于1907年去了东京。当时日本的歌舞伎舞台的重要尝试是引进了镜框式舞台,演员和观众更为接近,没有视野的阻碍,是半圆形的现代型的舞台,夏月润立马也引进了这个舞台。中国原来的戏园是卖茶的,是社交平台,听戏只是一个方面,夏月润禁止新舞台里卖茶,观众席也完全是现代式的。夏月润从日本请来一位设计师,设计各种新的舞台设施,包括巨大的电动旋转舞台,可以容纳四个不同场景的演出。1908年的舞台很大,大概能容纳两三千人,非常坚固,有很多出口,更卫生,有更现代化的厕所,这是从日本带来的启迪。从一个抽水马桶能看出现代化,让看戏变得更舒适安全。梅兰芳1913年再来上海,看到新舞台后感慨说,“新舞台给了我无限的兴奋和快乐。”
然而,梅兰芳的这种快乐没能持续多久,辛亥革命失败后,新舞台渐趋衰落,后期转变为专以滑稽噱头和机关布景取胜的演出场所。1924年以后,剧场改建民房出售,剧团也随之解散关闭,曾经的繁华,也随之消散。
(原载《澎湃新闻》2014年11月16日,记者徐萧,原题《近代海派京剧改革,真水真火真实弹,观众要的是写实求变》,此处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