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韦格睿（Gary S. Wihl），美国耶鲁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现任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文理学院院长、Hortense & Tobias Lewin杰出人文教授，主要研究英美现代文学尤其是美国新批评，著有Ruskin and the Rhetoric of Infallibility、The Contingency of Theory: Pragmatism, Expressivism, and Deconstruction。
   在此次讲座中，我将探讨作为民族国家产物的文学的几个概念。当然，以语种来区分文学作品自有其意义，如德语文学、法语文学、英语文学的产生。文学因此成为了某国特定语言的表达，因为脱离与撰作语言相对应的诗学、修辞学以及其他特质，我们便无法研究文学。但当我们谈及特定人群的历史、文化、价值的表现时，语言本身并不足以成为区分文学的有效范畴。在研究法语文学史，或美洲西班牙语文学，或阿拉伯语文学、中国文学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力量和观念在语言之后运作。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将文学依照国家分类的这种一般预设？
   在我转向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需要首先提出这些问题？是什么使这个问题如此重要？是否需要在快速发展的全球化时期对国别文学有更好的理解？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能将我们指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一些学者相信国别文学或文艺的总体原则是过时的。在一个具体国家之内或之外，我们如何看出联结作品的脉络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实际上，将文学的影响、想象、文类限定于一国之内，这在实际研究中是不可能的。想想长期使用法语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话吧：“拉伯雷在斯特恩身上得到回应，斯特恩激活了狄德罗;菲尔丁从塞万提斯那里攫取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司汤达则在反菲尔丁中认清自身;而在乔伊斯身上存活着福楼拜的传统。”文学影响的线索在国界之间进进出出，轻易地击败了任何试图将文学区分至纯粹的德语、法语、英语或西班牙语的努力。
   相应的，国家也以包含文艺和文学在内的智识资本为傲。即使是秉持文化多元主义的学者，也会认定并保护属于特定时段、限于一国特定地区的本土文化的表现形式。最负盛名的多元文化理论家之一的加拿大政治哲学家詹姆斯·托利（James Tully）在其关于某分裂时期的文化霸权的研究中，为我们分析了一件美国本土的雕塑——Haida Gwaii。这是一件由在一艘大独木舟上旅行的许多不同拟人形象组成的复杂雕像，是保存、保护文化特异性的实例。他说：“他们的身份特征通过交互接触的环境得以塑成，并以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存在，其样貌由此凸显。”

Ford Madox Ford

  昆德拉和托利指出了同样的艺术和文学现象：错综复杂的身份和交互影响，动态地塑造了跨越边界、时代、族群的文化表达。但我们对这一分析的结论仍然感到不确定，是指向理解上更大的普遍性，还是文化表现起源上更强的独特性？在这个问题的中心，无法回避的是有关国族身份的表达。所以如果我们要超越纯粹的全球化或者文化地方主义，就需要知道在定义一个文学是否是国家文学时，什么才是最关键的因素。我相信这些问题对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一样迫切。中国是一个值得自豪的国家，有独特的语言、传统、历史，但也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冲击。这种冲击不可避免地会在一个国家的文学中得到体现。

Alfred Lord Tennyson

  因此，让我们回到最初的一系列问题，来探究国别文学的意义和定义。当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传统的国别文学科系（如英语系、法语系、德语系等）之中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影响了一代学者。为了综合并理清这些新方法，韦勒克（Wellek）和他的美国同事沃伦（Warren）合写了一本关于文学研究的著作——《文学理论》，在1948年出版。这本书是一部经典，至今仍在重印并作为大学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课程的标准参考书。我要抽出其中《总体文学、比较文学和国别文学》这一章，来进一步说明国别文学的地位和定义。
  比较文学的“浪漫”概念最早来源于歌德的 “世界文学”概念，这不是一个从语言、类型上定义的文学，而是一种新的文学普世主义。世界文学的定义与另外一系列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问题明显相连，这种浪漫的观念是指最伟大的作家可以跨越国界，深化对人性理想与价值的表达。但文学并不总是要从浪漫的视角来看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已经越过了对文学进行浪漫假设的时代。如果我们在一种后浪漫主义的视角下看待国别文学，它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需要找到一些作家，在他们那里，国族认同仍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但他们同时又自觉地在浪漫主义传统之外写作，对他们而言，反讽、现实主义以及人的脆弱比浪漫主义的理想人性更有价值。我把我的分析建立在三位符合这条标准的作家上：福特（Ford Madox Ford）、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与奈保尔（V. S. Naipaul）。

   福特是小说家中运用文学技巧的大家，他开辟的领域主要是由于英雄的缺失而造成的空白。这些英雄大多是国别文学资源中超人式的人物。对于一个像福特这样的作家，小说能够维持宽容的情感、社会历史、心理的复杂性之间的平衡，而不需要借助一系列英雄式的浪漫理想。正好相反，这些理想实际上在小说中被消解，成为一种逃避现实和幻想的方式。不同于一代一代的国别文学作家寻找英雄人物的传统，福特寻找的是发现更接近日常生活本质的材料的能力。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丁尼生的那首名诗——《尤利西斯》（Ulysses）。尤利西斯（即中文读者熟知的奥德修斯）身上体现的回归故土是一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有生命力的主题。但是在丁尼生的诗里，对故乡和家庭团圆的强调被彻底推翻了。丁尼生的诗里呈现的是一个焦躁的、四处漂泊的、贪心的奥德修斯。我们不能把这首诗称为英雄式的或者浪漫的，因为奥德修斯旅行的动机来源于他的个性而非崇高的事业。这首诗对传统中最为复杂且经久不衰的人物形象做了反讽处理。奥德修斯的浪漫精神与他放弃对家庭和人民的责任这个事实之间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在他为漂泊而漂泊时，他的浪漫精神无法作为他的心声。正因为他突出了“无家可归”，这首诗正好提出了和福特一样的问题：构成国别文学的因素到底是什么？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立场来看，国别文学的定义都明显或不明显地具有浪漫主义倾向。为了使文学的比较研究超越类型或修辞的形式分析，浪漫主义作家和理论家提出了集体表达的一个更高标准，即所谓人类的普世价值。浪漫的理想本身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挑战：大量的精神描绘和人类情感仍停留在描述日常经验的平庸水平。从福特和丁尼生开始，便将文学创作的浪漫理想与国家性格、公民责任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文学兴趣区分开来。
   最后一个例子是奈保尔的写作，尤其是他2008年出版的文集《作家的“人民”》（A Writer‘s People）。在这本文集中，奈保尔列举了一系列被认为是国别文学代表的作家，并试图探究他们作品的局限。通过对这些作家的考察，他发现每个作家实际上都与“国家”的形成相关。奈保尔强调，他们写作中的反讽因素几乎不带有理想主义，恰恰相反，这些作家都反对过分表达，而是有所保留。这不同于浪漫主义作家所呈现出的现代画面：努力将读者带到理解的新层次上，规划一个更好的人类联合的远景。奈保尔笔下的这些与国家紧密联系的作家在努力传达熟悉的感觉，使作品可以被快速地理解，他们的作品历经时间考验，至今还被人们阅读。
   奈保尔、福特、丁尼生都在关注塑造了一个作家写作生涯的国家身份与国家文化的因素，这些因素为作家的再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材料。他们在定义这些浪漫因素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它们的消失，转而为我们提供了非超人式的人物，强调对公民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关于平凡生活的文学艺术。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熟悉因素的发现与阐释，可能开启了一种关于国别文学问题的新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