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德国布兰登堡科学院专职研究员、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著名突厥学家和语言学家。著有《Disastvustik：〈四众经〉中一个传说的突厥语文本》、《维吾尔语的吐鲁番方言》、《Ili Salar词汇表：导论和Salar-英语辞典初稿》、《古代突厥语般若文学》等，参与主编《古代突厥写本》。
   回鹘人使用汉字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敦煌吐鲁番的文献中许多回鹘人自己写的文献，是完全用汉文书写的，比如《切韵》的残片。关于这个残片，京都大学研究中古汉语的专家高田时雄先生有一篇论文，发表在2002年我们科学院召开的会议的论文集上，根据他的考证，这是回鹘人写的。还有很多类似的文献，最近日本龙谷大学的橘堂晃一对回鹘语文献中出现的汉字的字型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一些汉文文献确实是回鹘人书写的。
   今天要谈的是回鹘文中夹写汉字的情况。这些情况包括了汉字书写的文献标题、文献的叶数、译者的名字、印本刻写者的名字，还有文末的一些固定的佛教用语等等。比如，在一个《华严经》印本的残片上，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华”字，实际上它下面残缺的地方应该还有“严经”两个字。在其反面，有回鹘文和汉文写的叶数“十七”，“十七”上面应该还有相当于“二卷”的回鹘语，可是破损了，没有保留下来。又比如说一个禅宗文献的残片，它大部分和大正藏2833号《观心论》是一致的，与达摩大师《破相论》也有一致的地方。版心上的“胜光法师”是一个很有名的回鹘僧，曾经翻译过《金光明经》。
   也有文献后面用汉语书写固定的佛教用语的情况。比如《死亡书》是一个用回鹘文书写的密宗文献，敦煌出土，现藏大英图书馆。在它的末行，最前面的词，相当于汉文的“（菩提）萨埵”的音译，然后又有回鹘文的意译。接着他又用藏文写出了同样的意思，最后是汉文的“善哉善哉”。
   在明代则有完全用汉文写的回鹘语文献，它们的文字是汉字，但是语言是回鹘语。我的老师庄垣内正弘先生曾经就其中的一种——《回鹘文译语》，做过比较全面的研究。不过今天要谈的不是这一类汉字问题，而是在回鹘语文献中夹写汉字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汉字是回鹘语文献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内容上和回鹘语文献是分不开的。这类文献有很多，它和夹写婆罗米文（Brāhmī）的文献一起，构成回鹘语文献中单独的一类。从形式上看，这些带有汉字和婆罗米文的文献，都用草书体的回鹘语写成，具有非常明显的晚期回鹘语的特点。从性质上来说，这些文献中夹写的汉字和婆罗米文就是文献内容的一部分，所以如何处理这些汉文和婆罗米文会影响我们对整个文献的认识和解释。其实在九世纪、十世纪的西突厥汗国时期的文献也有夹写汉字的问题，这些文献算是最早的，它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没有佛教文献，一个是字体不同。晚期的文献都是草书体写成的，早期是用回鹘文的半楷书体写成的。
   我们科学院收藏有一个夹写婆罗米文的回鹘语文献，在其第七行，我们可以看到它首先用婆罗米文写了一句梵文，然后再用回鹘语翻译出来，隔三行，又有一个婆罗米文书写的词，这是一个人名，是《贤愚经》里令奴王的夫人，汉文是“提婆跋提”，人名后的回鹘文“θυνχυψ”是公主或者女人的意思。也就是说只有她的名字不用回鹘语写出来，可能是害怕用回鹘语写出来不太准确吧。这类文献有比较多收藏在我们科学院，在圣彼得堡也有一些。最近我的同事，一位年轻的日本学者，正专门搜集这类文献，准备对它们做一次全面的研究。
   从内容来看，夹写汉字或者婆罗米文的文献大概有五类：第一类是佛教文献，第二类是原创或者再创作的韵文（其中也有佛教文献，有一些赞美诗），第三类是世俗文书，第四类是医学文献，第五类是汉文经典。对这个现象的前期研究，有庄垣内正弘先生1982年到1985年出版的两卷本。因为当时看到的只有《阿含经》和少数一些注疏类的文献，所以医学文献、汉文经典以及世俗文献的情况他都没有谈到。张铁山后来也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1997年第一期的《西域研究》上，叫《回鹘文佛教文献中夹写汉字的分类和读法》，后来又收在他2005年出版的《回鹘文献语言的结构与特点》里。实际上他谈到的不是所有的回鹘语文献的情况，只是谈到了《阿毗达摩俱舍论》里的一些例子，所以还是很不全面的。
   具体地说，佛教文献中究竟有哪些呢？首先是佛经。佛经当中最多的是《阿含经》，包括《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等等，除了《阿含经》之外，伪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也有夹写汉字的回鹘语印本。还有一个叫《Insadi经》，我们科学院的《柏林所藏吐鲁番文献研究》丛书第三卷刊布过，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经，因为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部分没有哪一部汉文或者梵文的经典可以对得上。
   先来看一看《阿含经》的情况。斯德哥尔摩图书馆收藏有一种《增一阿含经》，总共大概有四十多叶。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汉字夹写在回鹘语的文献中间，其中有一些完全是从汉语的《增一阿含经》中抽出来的，有一张上面，从“欢喜复次”到“乱”字之前和汉文的《增一阿含经》完全一致，下面的回鹘文是它的译文，和汉字都可以对得上。但是“乱”字后面的汉字就是回鹘人自己加上去的了，一旁说明的回鹘文意思是这个“乱”字是错字，应该是‘次’字。也就是说，回鹘译者手里作为底本的那个《增一阿含经》的抄本，将“欢喜复次”抄成了“欢喜复乱”，于是他在这里加了一个校注。“又”字也是经常出现的，表示后面是介绍另一种翻译的方法。
   关于《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百济康义和Peter Zieme在1988年研究过它的一个回鹘语译本的残片。和《阿含经》不一样，它把汉文全抄出来，再在下面全部译成回鹘语。我在这里把第四行用现代字母抄出来了，它的译文我也抄到这里。汉文原文是“二者，所生清净，面貌端正，尘水不著，为人所敬……”后面的回鹘文与之一一对应：“ικι”就是“二”，“λγ”就是“者”，“σανγ”就是“僧”，是汉文句子的直译。
   佛经之外还有注疏类的佛教文献，有《阿毗达摩俱舍论》、《阿毗达摩俱舍论安慧实义疏》、《阿毗达摩俱舍论本颂》、《阿毗达摩顺正理论》，前面提到的两部书中已经做过比较全面的介绍。
   夹有汉字的第二大类是原创及再创作的韵文。比如《说心性经》和《常啼菩萨求法故事》，庄垣内正弘先生在书中谈到了一点，张铁山先生书中则没有谈到。还有些文献完全是最近才发现的，他们没法看到。原创的作品我们找不出它的原典，而再创作的则有相应的原典，可是回鹘语文献和它并不一样，比如汉文有的时候是散文，回鹘语是韵文，体裁都不一样。
   《常啼菩萨求法故事》是伯希和（Paul Pelliot）获取的，现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这个文献中有很多汉字，比如说“菩萨”，它都使用非常简单的符号一样的汉字。而且文献中的汉字回鹘人完全是用回鹘语来读的，和我上面提到的《阿含经》与《洗浴众僧经》里的汉字完全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汉字后面有回鹘语的附加成分，前面的部分和附加成分用回鹘语连起来读是和谐的，读成汉文则根本不通。
另一件收藏在我们科学院的世俗文献，时间是西回鹘汗国，也就是公元九世纪末到十世纪。其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汉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它和《洗浴众僧经》的情况一样，同样一个文书的内容，先写出汉字，之后又翻译成回鹘语，但翻译成回鹘语时并不完全翻出来，其中有许多回鹘语的字其实就是汉字的音写而已，而且借的不是中原古音，而是西北方言。这类文献对于研究中古汉语的读音也是非常重要的材料。高田时雄先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还有医学文献。医学文献的情况比较单纯，只不过是数字用汉语写出来，其他的内容都用回鹘语写。就像现在很多维族人虽然日常都说维语，可是说电话号码的时候偏偏用汉语。
   最后还有汉文经典。《千字文》是最突出的，它们的情况和《阿含经》差不多，每一行诗往往只把第一个字写出来，剩下的三个字都不写，然后完全翻译成回鹘语。2001年，我跟庄垣内正弘先生做过目前所见最长的一个《千字文》残片的研究，并合写了一篇论文。这件残片收藏在圣彼得堡，我们在论文里对汉字读音的问题、中古语音的问题等做了比较详细的探讨。除此之外，庄垣内正弘先生还发现了其他一些《千字文》的残片，其中有一件是完全用回鹘语写出来的，可是读的时候却是按汉字音，好像是看不懂汉字的回鹘人抄成回鹘字，再作为诗来朗读。
   从整个回鹘人夹写汉字的情况来看，当时的回鹘人，至少回鹘僧，是处在汉字文化圈的，所以当时处于学者这个层次的回鹘佛僧都有着非常好的汉文功底，能看懂汉文的经典，这些文献就是在此基础上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