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郑毓瑜，台湾大学中文系博士，历任台湾大学文学院语文中心主任、中文系主任暨中研所所长，现任台湾大学特聘教授，著有《六朝情境美学综论》、《性别与家国：汉晋辞赋的楚骚论述》、《文本风景：自我与空间的相互定义》等。
   对于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那不是好诗，只不过是拿新事物、新语词来填充；另一种认为诗里的新事物、新思想正是它的价值。然而这些认识都是不够的，因为《日本杂事诗》是旧体诗，诗歌的语词有它的层次和典故，而用典反映的是一套感知的模式。所以，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可以说是一个桥梁，因为它用已知的知识使日本变得可认识；然而它又是一个界限，因为它把原来的典故里没有或无法跟新事物相融的部分割去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诗和注里看到。
   在《日本杂事诗》里，黄遵宪用“世外此桃源”和“蜻蜓点水飞”来比喻日本，这显然是一个锁国的世外桃源形象；而在注文中，他又说“今海外方国，舟车悉通”，甚至日本的“桥头之水”和世界各国的水都是连接的，所以地理藩篱已经被打破了。至于文化藩篱，则有两点可以说明：第一是易服色，在《日本国志》里讲得很清楚，由新出的事物和命名形成的生活体系一直挑战着旧事物所构成的生活体系。第二是改正朔，黄遵宪去的时候日本从夏历改为新历，因为新历比较准确。可是黄遵宪注意的是改正朔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因为如果与整个物类知识相关的词语被遗忘，它所建构而成的特定的时空环境、感知世界的方式也就会逐渐消失。
   在《明治维新》、《政党》和《议院》三首诗里，黄遵宪用原本指周公、召公共同辅政的“共和”来代指明治维新以后废藩立县的政治制度，用原本指朋党的“党人”代指选举选出来的政党，而用“仗马”、“谏书”这类象征专制朝廷君臣关系的词语来描述通过议员选举所构成的内阁制，这些都是不相合的。可这并不是因为黄遵宪不懂，因为在《日本国志》里他已清楚讲明日本内阁制走到了怎样的地步；也不是因为新语词无法走进旧诗体，因为在他的《日本杂事诗》里就有很多新词语。所以，整个事物、语词是一定要有一个适宜的思考框架的，而这个思考框架其实是一个知识体系。当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西学东来的时候，就产生了整个知识体系的拉锯战，使得一切存在的模式都改变了。
   同时期的日本诗人森春涛在1875年编了《东京才人绝句》上下卷，收录了很多明治初期吟咏“文明开化”的作品，学者蔡毅认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摘取新事物很可能就是受到了这些“文明开化新诗”的影响。可是扩大一点看，在1877年黄遵宪抵达之前，日本就在上野举办了第一次“内国劝业博览会”；在1867、1873、1876三年，日本都参加了巴黎、维也纳和美国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从1877到1911年，日本一共举办了五次国内的产业博览会，而1851到1940年间，全世界一共举办了200次以上的大型博览会。
 

1876年美国费城博览会主体建筑

  由此看来，博览会似乎已经成为当时世界各国或日本国内在产业、政治、文化、地域各方面彼此观摩较量，进而重建知识体系、教化权利甚至文明象征的重要场域。黄遵宪在这时到达东西方交汇的日本，就好像站在了一个预设好的“向西看”的观景台上。川田刚为《东京才人绝句》写的序文里说：今之东京已不是从前的东京，今之才人也不是从前的才人，从前我们咏物花鸟风月，如今我们咏石室（即城堡等大建筑）、电机、汽车、轮船；因为日本已经文明开化了，这部诗集就可以成为一个文明史。可是，他的这个“文明史”讲的主要是机械工业革命以来的车船电器，跟政治、法律还有很大距离；而且在整部诗集的563首诗里面，与欧美有关的总共还不到5%：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放大”了的说法。这个“放大的瞩目”，其实就是要重新调整看待世界的框架。这个新尝试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当写旧体诗的汉诗人接触新事物的时候，他们最初的困惑就是如何把新事物纳入这个传统的、连类感通的框架中。
   如果说《太平洋舟中》一首诗恰当地用“封姨”来表达大洋孤舟的孤绝状态，《过绿□山二首》则不是那么顺利地用了“怪兽”这个词来代指火车。而此前1854年3月美国的海军将领Commodore Perry到日本观看了日本人招待他们的相扑比赛，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里，他就把相扑士称为“怪物”——因为他们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详细形容这个新事物的思考模式。有意思的是，在接下来的记载中，美国人做了一个文明和蛮力的对比，并把这看作是一次胜利的“展览”（exhibition，后来福泽谕吉译作“博览会”）。可以作为对比的是当时船上的中国人罗森，在他的《日本日记》中，他注意到的是日本人的文武兼尚值得中国学习以及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酷爱。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美国人看相扑比赛的角度和那个人与兽的对比、文明与非文明的对立。
   这是因为，中日共享的是一个“连类”的传统，强调的是天、人、物之间超越时空的亲附，这跟美国或西方强调高下差异和机具制造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世界观。而且其实当时日本人的眼光也逐渐改变了，所以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机械产业来改进本国的产业，这从1877年的“内国劝业博览会”就看得出。此外，当时有两个很重要的看待新世界、新事物的方式：一个是分类，一个是比较，呼应了所谓的“文明开化”和“进步主义”。这两个新方式在森春涛主编的《新文诗》第九期《上野博览会杂咏》组诗前面的序里就有讲到，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第一首诗《制丝机器》。在这首诗里，诗人用蒸汽机的效率和功能性取代了传统的“蚕”和“织”所指代的礼仪法度概念和织造图的意象，所以也就排除了岩石、鸟兽等共同构成的环境，这跟后来博览会切断物品与其原来的环境是有直接关联的。
   黄遵宪显然和当时所有的汉诗人一样犹豫两难：在《博物馆》中他从藩属的角度去看日本，而《博览会》则嘲讽日本人不过就是会模仿；可在《日本国志》中，他又对日本透过明治维新和博览会所激发的工商产业非常歆羡。
 

“哥阿力司”蒸汽机(Corliss engine)

  当时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道器论”。黄遵宪的角度是“体用论”，即“道”是主轴，不可变改。而李圭的想法就和他不一样。李圭在1876年参加了美国费城博览会，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美会纪略》里有一章《机器院》，他推翻了《庄子·天地篇》中“有机械者，必有机心”的说法，认为“今则不能论”，进而提出了“机器正当讲求”的口号。
   从现存图像资料看，李圭所记录的都是当时机器院最醒目的展品，所以李圭的观看和评量是以“有形”的物质为支架，而那些看似“无形”却构成通感最底层的全盘背景就被他排除了。博览会展览的空间组合建构了观览的次序和意义，比如，当时作为殖民地的台湾就被安排成未开化的形态。可见展品的脉络已经发生了改变，李圭的架构无疑与当时展品的设置有关。设置这个分类的William Blake将展品分成了十类，其中第一类是“原料”，之后依次是通过制造重组产生的产品；而《美会纪略》里就将展品分成了“生成者”和“人工所成者”两类。美国的博览会研究专家Rydell说，这个看似有序的分类其实暗藏了一个“进步”（progress）的观念，所以博览会的分类就构成了一个进步与否的量表。此外，各国展馆的面积、方位，甚至和原料端的远近也构成了这个国家进步与否的依据，李圭对展馆的记录正与国力大小一致。所以Rydell说，这不是一个“进步概念”(idea)，而是一个“进步的意识形态”(ideology)。
   在《东京才人绝句》中有一首《写真》，作者批判这个机器的“写真”其实无法穷尽“真”；《赠新闻记者某》则用“也无一字及梅花”批评新闻上满纸的无用语言。而《博览会》、《米利坚客中逢壬申岁旦》、《偶作》三首诗则受了博览会的影响，天真地认为汰旧换新是很容易的。可见博览会知识对日本文明开化诗有很大的影响。
   在当时博览会后的新闻报道中，美国人表示了对日本的好感，因为日本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机器和体制；而对中国，则认为它会越来越落后，因为中国展出的奇珍异宝跟“文明”有着很大的距离。其实真正的关键是“中国不可能同化为我”。
   无论19世纪的汉诗人有没有亲自参加博览会，博览会本身已经成为一种隐喻。在那个交界点上，人们是焦虑矛盾的，架构是扦格驳杂的，而重建的过程有时是徒劳无功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不能预设一个趋新猎奇的方向，因为每一个时代都可能有好几个架构像链条一样拉扯，很多语词的背后是一个新旧交杂的思考架构的集合体，所以需要调整我们的架构来好好反省。那时的汉诗人既想回到“博物知识”，又必须调整“博览会”的进步意识形态，所以会有很多这样粗涩、天真、矛盾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