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曾蓝莹，哈佛大学美术与建筑史博士，曾任耶鲁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现任美国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副教授及副所长。著有专书Picturing Heaven in Early China，以及《拓印之间：清代褚峻的金石图录》、《格套、作坊与地域子传统》等中、英文论文多篇。
   说到访碑活动，清代书法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碑学的兴起，而碑学和访碑有很密切的关系。同时，以黄易为主的访碑图，也成为了清代文人山水的一个新的项目，这两点都是由访碑活动带动的很有特色的新成就。但是，我的关心点还不是一般比较受重视的书法与艺术方面，而在于现在被西方学界定义为“视觉文化研究”的一些项目。它研究的对象不属于艺术品（fine arts）范畴，而是可以大量复制的如印刷文化、摄影术、海报、版画甚至电影等。同时，我感兴趣的还有它所体现的文化现象——访碑作为实际的活动，背后的推动力其实是乾嘉考据学。换言之，乾嘉考据学、金石学、历史学这些在当时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这个题目想说明的是，我们在研究视觉性的东西时，不管它是属于美术史的范畴，还是属于视觉文化的范畴，其实它更广大的背景还是文化史的范畴。
   今天我想从两个个案研究，提出一些观察和思考：第一是褚峻以及他所刊刻的金石图著作，第二是由武氏祠的再发现所引发的相关文化生产的活动。
 
《汝贴》商器款识
   褚峻算是一个带动了清代金石文化记录新形式的重要人物。他主要的著作有两部，一部是《金石经眼录》，另一部是《金石图》。我主要想从“书写的物质性”与“复制的逼真性”这两个角度，来思考他这两部著作的特色。我们先从回顾书写的历史开始。
   清朝人恐怕在很多方面都难拔得头筹。就如何记录古代书写的方式而言，最有名的是《淳化阁帖》开创的传统，它最早把二王以及历代君臣的书帖编汇起来，传摹上石。较晚的《汝帖》则除了传摹纸本和丝绢上的“帖”，还转摹了本来就是模勒在金石表面的铭文。然而不论是《阁帖》，还是《汝帖》，他们在表现古代书法的意识上，其实很接近。另外一个传统是洪适。当时他就意识到书写文字的载体形式的重要性，所以在他的《隶续》中就有一卷图，摹画碑石的形制。
   褚峻作为一个后来者，非常在乎文字是记载在什么材质上，以及出现在哪里。对他来说，洪适的做法也只保存了碑的外形，观众仍然不知道文字在碑上排布的情况，因此他觉得有必要把文字放上去。比如汉三阙，从褚峻的《金石图》里可以了解到，文字是怎样出现在一个建筑物的表面，和图像又是怎么搭配起来的。所以可以说，褚峻在熟悉宋代以来的金石图和法帖传统之后，又继续朝翔实与正确的方向推进了一步。
除了载体之外，还有记录的方式。初看上去，褚峻好像和以前的金石家没有什么两样，一边是图，一边是说明文字。可是，如果看到《金石图》的原书，就会发现在说明文字右边的图，实际上是贴上去的小拓片。而且褚峻会花很大的气力去把破损的部分表达出来，甚至石鼓当中的一块文字全部磨灭了，他也会把凹凸不平的空白拓出来。不但如此，还会在磨灭的部分，做出凹凸不平的表面，而不是将磨灭处画出轮廓后铲掉。
 

翁方纲《重立武氏祠石记》书影

  第二个例子是武氏祠在清代的再发现，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些文化生产。武氏祠堂的再发现是在1786年的八月，发现者黄易在1787年写了一篇《修武氏祠堂记略》。文字之外，他还留下了不少绘画作品，有《明伦堂升碑图》、《紫云山探碑图》等。其中《紫云山探碑图》是一张册页，目前藏在天津博物馆，上面有黄易的题跋，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乾隆丙午秋，见《嘉祥县志》紫云山石室，零落古碑，有孔。拓是，乃汉敦煌长史武斑碑，及武梁祠堂画像。与济宁李铁桥、洪洞李梅村，南明高正炎往是，次第访得前后左三石室、祥瑞图、孔子见老子画像。得石得碑之多无逾此，生平至快之事也。同海内好古诸公重立武氏祠堂，置诸碑于内，移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石于济宁州学明伦堂，垂永久焉。”黄易画完画之后，常会和他的朋友们共享，其中之一便是很有名的翁方纲。这个册页上有翁方纲的一段题字，里面提到他当初在江西的时候，也曾经见到这样一幅作品，很喜欢，所以也请黄易画了一张给他。黄易1787年寄给翁方纲的那张《紫云山探碑图》目前可能已经没有流传，不过翁方纲在上面的题诗“题紫云山探碑图”在他的文集中可以找到。这首诗很长，这里只介绍一下相关的部分：“武氏祠刻石，贤圣留形摹。千年秘原野，一旦共饱福。黄子官邹鲁，经义日耕锄。而我西江役，鄱阳涉匡庐。提携脚与跟，寤寐淮泗洙。荒荒寒园草，萧寥两马车。中有万古槐，避风秋雨余。倘应添画我，装轴压宝苏。黄子暨翁子，乐事不胜殊。”
 

   除了翁方纲之外，洪亮吉也收到了一本《紫云山访碑图》，他也作诗回应：“大河南移川变陆，削石棱棱数间屋。不随大浪入苍溟，终有圣贤牢置足”。还有一段是讲到访碑的活动：“访碑客至何潇洒，拓地为碑营大厦。道旁错认鲁东家，一车两马栖栖者。”不过，翁诗提到“萧寥两马车”，洪亮吉诗里则是“一车两马栖栖者”，说明他们看到的并不是同一张《紫云山探碑图》。这张访碑图所涉及的还有孙星衍。他在山东做官的时候，黄易曾带他到现场去看了武梁祠，之后也画了一张《紫云山探碑图》送给他。孙星衍也有诗流传：“石室千年为尔开，翠微访古共徘徊。一双石阙半埋沉，万树桃花孰问津。图画他日传佳话，金石交情翰墨缘。”由此可以看到，《紫云山探碑图》所衍生出来的是当时的一个文化网络。
   除了天津这个册页，我还找到两个“紫云山探碑图”的手卷。其一见于Christie在2004年的拍卖图录，还有一件由私人收藏。三幅画上的基本元素都一样，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它的局部，又发现这三个本子并不完全一样。册页在一开始的地方有汉阙，旁边是一个农舍人家，Christie的本子旁边也有汉阙，不过形制比较复杂；也有一间屋子，但是并没有旁边的山水或点染。私人收藏的这个本子，汉阙旁边的人家则从一个房子变成一个院落。更有趣的是，三个本子对倒塌碑石的描摹也各不相同，其中私人收藏本最为清楚和细致。在笔墨上，Christie本基本上是用干皴；私人收藏本则用湿笔，而且笔锋变化也比较多；册页是用湿笔，墨色的浓淡变化也比较大。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画上的题字：Christie与私人收藏都叫“紫云山探碑图”，而且都有“辛亥三月六日访武氏石室”的题字。但是，黄易去访碑并不是在乾隆辛亥年三月，而是丙午年的秋天，所以这两卷是伪造的。这些伪作其实也相当有趣，它说明了黄易的访碑图也许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具有文物价值。
   接下来要讲的是立碑刻石的部分。翁方纲曾撰写《重立汉武氏祠石记》，他认为黄易对武氏祠的再发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特别是金石学的历史上，有远远超过欧阳修、赵明诚、洪适这些宋代名家的地方。换言之，他是在为他们这些清代从事金石访碑的学者找寻地位。
   黄易虽然是自己发现了武氏祠，但是当他在1800年刊行《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的时候，根据的是后来汪雪礓给他的“唐拓本”。这个拓本虽然是个古拓本，但是并不完整，只有地面上的上部，所以，这又留给当时的学者一个超越前人的机会。王昶1805年刊行的《金石萃编》是第一个根据黄易的拓本所做的印本，如果就武梁祠来讲，这个清刻本就是一个完本。然而后来的冯云鹏还觉得不够，所以又在1824年出了一套《金石索》，把前石室、左石室、后石室的石刻都收了进来。
   尽管这两个个案似乎很不搭界，可是再从另外的例证来看时，又是可以联结起来的。《嵩洛访碑图册》中有一幅“开母阙”，图旁有黄易、翁方纲等人的题跋。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翁方纲的题跋，他说：“此皆亭林、虚舟、山夫诸君所未及详者，牛氏《金石图》尤为漏略。今得秋盦亲加访剔，于是三阙之文大备矣。”这里，翁方纲再次为他们这一批乾嘉金石学者寻求了一个不仅超越宋人，而且超越本朝前辈如顾炎武、王澍、胡玉缙这些大学者的更高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