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羽田正教授，京都大学学士、巴黎第三大学博士，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现为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东京大学副校长。研究领域为世界史、比较历史学，著有《イスラーム世界の創造》、《モスクが話るイスラム史》、《勲爵士シャルダンの生涯》、《東インド会社とアジアの海》、《新しい世界史へ—地球市民のための構想》等，合编《岩波イスラーム辞典》、Asian Port Cities 1600-1800: Local and Foreign Cultural Interactions。
   当我告诉别人说自己的研究领域是做一个新的世界史的构想，即研究如何去描述整体的世界史的时候，对方的表情总是带着困惑和惊讶。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理所当然，因为我的回答在世界史的描述方法已成为常识的日本，听起来显然违背常理。
   在现代日本，对普通人的世界史认识有较大影响的，是经文部科学省认证的高中世界史教科书。其中一册教科书的序言中，将世界史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自然环境不同的各个地域中，人们努力探寻此地特有的生活方式，并在易于生存的地域中建立起“文明世界”；第二阶段：多个文明世界如同相互竞争一般，各自迈向繁荣；第三阶段：经陆路、海路的开辟，文明世界之间的交流变得频繁，最终文明之间发生冲突，其中较强大者压倒了其它的文明，世界走向一体化；第四阶段：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的发展一路走向世界大战，大多问题都成了国际性的问题，直到现在。

现代日本人通常理解的世界史

  这里，所谓的“文明世界”是指欧洲、伊斯兰、东亚等地域性世界。所谓“较强大者”是指欧洲世界等，虽然没有明确写出，但读者在阅读教科书的正文之后就能领会到。“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表述虽然略显过激，但它在思考方式上与其它教科书特别是文部科学省颁布的教学大纲是相同的。由此，可以把这看成是日本对世界史的标准理解。
   对世界史的这种理解，其实是在两个默认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他们是：（1）世界是由各具差异的复数的部分组成，这些部分各自拥有不同的历史；（2）在这些复数的部分之中，欧洲文明世界占据主导，相对于其它部分占有优势，在实质上推动世界史的发展。在这两个前提下，人们将世界史理解为沿着不同的文明世界或国家的时间体系纵向建立起来，再通过各种纽带横向结合在一起的产物。
   上述的概要是基于一种所谓“欧洲中心史观”的观察世界史的方法。因此，它将“欧洲”与其它文明世界区别开来，认为其具有特殊的历史。现在多数日本人都认为世界是由各有差异的复数的国家和地区构成，并由“西洋”或“欧美”来主导世界，很明显，此种对世界的认识正与上述理解相呼应。它们表里如一，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牢牢地固定下来。
   正因为如此，我感到构建一种新的世界史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知道，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对以环境问题和经济危机为代表的各种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考虑对策。这种情况下，上述我们对世界史的认知依旧合适吗？我不这么认为。这样的世界史，强调欧洲或者西洋与其它地区的区别，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不断地阐述对立。“文明之间的冲突”之类的想法正是此种认知的典型。当今人类所探寻的，并非世界是由复数的部分所构成，而是世界本为一体，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应由地球上的人们共同着手应对，应强化一种作为地球公民的意识。
   我原来是专攻“伊斯兰世界史”的。其实伊斯兰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含糊不清、难以切实定义的概念。伊斯兰世界史是19世纪那些认为自己属于“欧洲”这一空间的人们，为了将自身与其它地区的人区分开来并确定其主导地位，而设定的假想空间。也就是说，所谓“伊斯兰世界”，是为了与正面的“欧洲”进行对照而设想出来的负面空间，它们被认为无法接受欧洲观念，无法融合为欧洲式的社会。因此，在9·11事件发生时，接受了欧美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人们视穆斯林为“伊斯兰世界”的别种，将其作为另类的人类集团进行攻击。尽管实际上穆斯林中也有与基督徒、佛教徒思考方式相同的人。
   另一方面，在“伊斯兰世界”这个假想空间中，那些接受了“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的穆斯林，也就自然把自己放到了反感“欧洲”的对立的立场之上。基地组织等激进派别利用的正是这种对立想法。这与欧亚关系中一直以来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认知，催生了战前日本的泛亚主义和东亚新秩序的思考方式，如出一辙。
   为什么会出现欧洲中心主义？其实，“欧洲”这个单词在指示一个地理空间的同时，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作为概念意义上使用的“欧洲”，直到19世纪前半叶至中叶才固定下来。进步、民主、自由、平等、科学、世俗等当时被认为是正面的价值，都被看作是“欧洲”的属性，形成了独特的复合概念。这些属性，其实未必是表现生活在地理意义上的欧洲这一空间的人类社会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设想出的与“欧洲”相抗衡的概念——带有负面意义的“东方”和“亚洲”，进一步还有“伊斯兰世界”等概念，使欧洲的形象更为明确。

二元对立的世界观

   近代历史学的始祖兰克（Leopolde von Ranke）在其以严密的史料批判和坚实的逻辑结构为特色的近代历史学研究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实体化的意识形态。同一时期逐渐成形的“欧洲”概念也愈来愈意识形态化。对于相信存在“欧洲”这一区域的人来说，其历史的存在是无可辩驳的，而随着“欧洲”概念的精炼化，表里一体的欧洲史的叙述方法也逐渐确立。
   刚才我讲到，在现代世界中，需要人们能确信自己是地球市民的一员，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新的世界史。但构思和叙述新的世界史并非那么简单，新的世界史的关键在于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即使人类文明曾散布世界各地，我们也应尽可能用平等的眼光去关注地球上人们所有的过去，并描绘总体的形态。构建出能让人们明确意识到世界是一体，世界上的人们曾拥有共通的过去的新的世界史。构思的要点很清楚，即重视共通性与关联性。但是，难点是描述什么，如何描述。
   尝试构建新的世界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新考虑一直以来作为欧洲中心史观的伪装而使用的“文明”和“文明圈”等概念，改变以文明圈来细分人类社会的方法，将人类的过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我们需要把长久以来被置于欧洲史框架中解释的事物，暂且分解为一个个部分，在新世界史的脉络中重新理解。同样，对于所谓的“伊斯兰世界史”，我们并不需要强调“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历史中特有的事物，而是要发现两者的共通点，在世界史的脉络中平等地加以阐释。
   长期以来，欧洲史的基本流程，是从19世纪那些坚信自己很特别的“欧洲”人的自我意识和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中衍生出来的。构建新的世界史，必须克服“欧洲中心史观”的世界认知，当然也要改变一直以来的“亚洲”史的思考和叙述的框架。我们要构建的不是“欧洲史+亚洲史”，而是“欧亚史”。首先将欧亚作为一个整体，然后再思考一个描述世界历史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将之前在日本史和中国史的框架内解释、理解的事物放到欧亚史，进一步再放到世界史的脉络中再行解释，赋予其新的意义。而在对世界史的再解释中，如何理解形成了“欧洲”概念的18—19世纪的世界史，应该是最大的要点。
从2009年起，我与50多位日本历史研究者开始了“欧亚的近代与新世界史叙述”这一计划，这是旨在构建18—19世纪新世界史的一项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计划。此项共同研究，也会让人们重新思考“近代”和由此派生的人文社会科学。这个计划也对外国研究者开放。我和文史研究院的葛兆光先生已经就这些想法进行过多次讨论，也希望与其他的中国研究者和学生们进行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