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吉开将人，东京大学博士，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中越关系史、中国近代学术史。代表论著有〈苗族史の近代（1—7）〉、〈漢初の封建と長沙国〉、〈东亚考古学と近代中国〉、〈馬援銅柱をめぐる諸問題〉等，合译《中華民族の多元一体構造》（风响社，2008年）。
   最近几年，中国学术界有关近代民族主义话语的研究比较活跃。很多近代史研究的中国专家以及欧美和日本的学者也都参加到这个题目的讨论中来。但是这些研究的重点都在于“炎黄子孙”，考虑汉族的观点比较多，而且重点主要在北方，一般很少讲到南方的问题。
   梁启超1901年在日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史叙论》，提到中国民族的种类问题。其中首先提到的是苗族，当年梁启超用的是“苗种”；第二是“汉种”，也就是今天的汉族。为什么要把苗族放在汉族的前面？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当然首先要考虑到汉族，而且在晚清，满汉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问题。所以大家关注的主要是“汉种”和第六种“通古斯种”之间的满汉关系，很少有人注意到苗族的问题。
   再来看宋教仁的《汉族侵略史》。梁启超和宋教仁的政治立场不同，但是他们思考中国民族史的大致框架完全一样。现在我们从南方的视角来看这两篇文章，可以发现，当年的学者都认为苗族是中国的土著民族，包括中原在内的广大的范围内都有苗族生活，汉族则是后来从西方迁来的。作为外来民族，他们把原来的土著民族赶到了南方，现在西南地区留下的少数民族是这些土著民族的后裔。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近代以来中国人关于中国民族形成的话语中苗族问题的重要性。我们现在采用南方的视角重新阅读这些一百年前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民族的想法，从中能够理解当时学术界的情况。
   现在铜鼓研究比较冷门，但是一百年前这是个很热门的课题。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i Hirth）和荷兰汉学家高延（J. J. M. de Groot）这些有名的学者都曾研究过铜鼓。分析匈牙利汉学家黑格尔（Franz Heger）1902年用德文发表的著作《东南亚古代金属鼓》，可以发现西方汉学家研究铜鼓的主要兴趣，是通过现在住在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文化，来推测两千年或三千年前中国最原始文化的面貌。当年的学者都相信考古发现的遗迹并不是汉人的，而是土著民族的遗存。所以要了解中国文明的古老面貌，也要去看边缘的少数民族使用的东西。一百年前铜鼓研究活跃的背景也跟当年的学者思考中国民族史的方法有关。

鸟居龙藏（1870—1953）

  同一时期的学者鸟居龙藏是日本最早的考古专家和民族学者之一，同时也是日本学者中第一个在西南地区考察研究苗族和铜鼓的人。1903年，鸟居龙藏在考察中国西南地区时第一次见到铜鼓，从他在贵州写来的信中，我们可以发现鸟居龙藏还是采用了苗族土著的看法，即苗族虽然现在处在边远地区，但是它保留了中国的古老传统，正好和阿伊努人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样的。从他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可以推测当年鸟居龙藏的思考。

   1906年，梁启超在横滨发表了一篇名为《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文章，他提到自己参考了鸟居龙藏的论文。梁启超是通过后者的文章才了解到作为中国民族之一的苗人的问题，同时他也注意到了铜鼓的问题。所以理解铜鼓研究和苗族研究的问题，必须回到当年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民族史的理解方式上去解释，而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从这篇论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梁启超对铜鼓的关注并不单是为了了解苗族的历史。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的概念相当于“汉族”，梁启超认为汉族是多元的，其中一部分来源于苗族系统，为了解这个问题，他才参考了鸟居龙藏的研究。可以说，梁启超研究的重点是汉族形成的问题，但鸟居龙藏的兴趣完全不同。1907年，在日本出版的苗族调查报告表明，他非常同情苗族，鸟居龙藏认为苗族是被汉人赶走的，现在比较落后，经济条件也不好，而且苗族没有文字，为了帮助他们，自己有责任书写他们遗失了的远古历史。鸟居龙藏的使命感是根植于这种想法的。
   1915年，鸟居龙藏在另外一篇文章《考古学民族学研究：南满洲的先史时代人》中提到对中国文明的看法。鸟居龙藏去世之前发表了不少文章，但这些有关东亚各地的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论文中没有一篇是专门研究汉族的。按照他的说法，汉族是外来的，要了解中国大陆地区最古老的历史问题，必须要关注现在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因为他们是原来住在中国内地的土著民族的后裔。这种理解方式跟梁启超完全不同。
   梁启超本来主张的是“汉族西来、苗族土著”，但是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他也不得不去注意考古学这个学科的发展，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随着考古学发掘的开展和研究的深入，大家都认为中国人是土生土长的，从史前时代到现在都没有大的改变，中原地区的考古发掘发现的是远古汉人的东西，而不是苗族的东西。傅斯年1934年写的一篇文章《城子崖·序一》中便提出这样的思考。对于西方人主张的“汉族西来、苗族土著”的说法，当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反感，发展考古学这个学科就是为了证明中国人是土生土长的，从而得出跟清末“汉族西来、苗族原住”不同的中国文明史观。
   到了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几乎没有人再支持原来的那种民族史的看法，但是很有趣的是，在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当中，“苗族土著、汉族西来”的说法还是留了下来。民国以来，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条件有所改善，他们通过汉文了解到了新的知识，其中便包括当年从流行的教科书里看到的苗族土著的记载，后来这甚至影响到苗族和中国西南民族意识的发展。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1941年，史学家顾颉刚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建议订正上古历史汉族驱逐苗族居住黄河流域之传说以扫除国族团结之障碍案》，他提到在西南地区出现了苗族复兴运动，为了提高自己民族的社会地位，他们开始利用在学术界已经消失了的民族史的说法。另外，湖南有个苗族知识分子石启贵，他在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信中，提到“苗族土著”的历史观念。1940年前后，国民政府为制定第一部国民宪法准备召开制宪大会，石启贵听到这个消息，利用苗族土著说的旧的历史观念来主张苗族的地位，要求分配苗族代表的名额。过去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偏重北方的视角以及汉人的观点，所以很少注意到苗族的问题，现在我使用所谓的“南方的视角”——苗族的观点来看这些史料，可以理解这种主张的思想背景。
   顾颉刚认为，应该取缔一种流传的说法，即旧的民族史论。1940年前后的中国学术界，很多学者都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是一统的，认为通过几千年来血统的融合已经形成了中华民族，不应该再主张狭隘的民族主义。
   同一时期，民族学家凌纯声也开展了有关苗族名称的研究，他强调现在的苗族不是古代的“三苗”。一百年前“苗族土著说”流行的依据之一便是中国古文献中关于“三苗”的记载，当年凌纯声先生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专门讨论了苗族的名称问题，主张古代的“三苗”与现在的“苗”这两个名称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顾颉刚和傅斯年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是也有很多联系。傅斯年在当年的中华民国政治界也有影响，所以顾颉刚通过傅斯年提醒中华民国政府关注这个问题。到1943年，蒋介石也出版了一本叫做《中国之命运》的书，这本书开头的部分讲到中华民族的问题。通过讨论上文提到的苗族问题和1940年前后西南地区不稳定的情形，以及顾颉刚主张的改善历史教育的提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蒋介石要强调血统的融合。
在延安的共产党员陈伯达于1943年8月份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在这篇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写的评论中也讲到民族问题，从中可以发现蒋介石强调血统的融合和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但共产党强调的是民族一律平等。范文澜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从他最早在延安发表的文章《中国通史简编之一》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苗族土著说”遗存下来的东西。1949年以后，在北京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还是采用了这个说法。费孝通先生有多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但仔细看费孝通的文章，也有一个地方保留着一些“苗族土著说”的看法，所以“苗族土著说”的问题也就是今天讲的“南方的视角”一直影响到很晚。其实现在少数民族包括苗族，有不少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写的文章里偶尔还会采用“苗族土著说”，一百年前的这个理论可以说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西方人提出的“日本列岛的民族史”影响到鸟居龙藏对台湾民族史的理解，进而影响到他对中国民族史的理解，这又影响到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影响到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最后一直影响到延安，影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理论。从“南方的视角”可以讲到许多问题。但是今天时间有限，只能讲到这里，其他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复旦学报》2012年第五期我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