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博士，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系主任，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文史研究院国际评鉴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著有《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可亲的天主：清初基督徒论“帝”谈“天”》、《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17世纪中欧文化自相遇为例》、《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等，新近出版《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行记、社区网络与跨文化争论》（Chinese Voices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 Travelling Books, Community Networks, Intercultural Arguments）。
 
   我们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或者说从一份具体的文献开始。罗马耶稣会的档案馆保存有一封信，信原来是从南京来的，前面有作者的名字。作者的中文的名字是刘蕴德，他曾经是钦天监博士，后来受洗成为耶稣会士到南京传教。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和另外二十个人联名写信给罗马教廷，信的内容涉及礼仪之争的三个最大的问题。
在对此的讨论中，我将使用三个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是“流动”，第二是“网络”，第三是“相遇”。流动一方面是人物的流动，也包括物品的流动和观念的流动，这都跟移位有关系。流动需要经过网络，具体的网络包括中轴和纽带。最后最重要的就是“相遇”或者说“接触”，这是时、地、人的相遇。
当时西方的耶稣会士跟中国人的接触，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的角度或框架来研究。我比较关心互动的研究，就是说，每个相遇、接触的结果会形成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会以文献或者其他形式表现出来，而历史学家正是通过一封书信或者一份文献来了解这些故事。 
 

柏应理等《中国贤哲孔子》

  接下来，我会利用有关礼仪之争的这些文献来说明这个方法。我举两个例子，是1701年和1702年的两个活动，一个是教会代表从中国带一些书回到欧洲，第二是一项全国的调查。
我们先简单地回顾一下礼仪之争的背景，利玛窦于1582年到达中国，过了60年左右，罗马教廷禁止了中国礼仪。10年后，罗马教廷又发布了允许中国礼仪的部令。1692年康熙皇帝颁布《容教诏令》，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事件，可是一年以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阎当主教又严令禁止了中国礼仪。我们的资料就是禁止部命以后的资料。1700年，一位名叫安多的传教士朝见康熙皇帝，问他关于礼仪之争的三个问题，康熙皇帝作出了回答，就是所谓的《简短回答》。1701年这份文献在北京出版，一共有三种语言，原文是满文，然后被翻译成中文和拉丁语。其内容包括礼仪之争中的三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是关于祭孔与拜孔；第二是祭祖；第三是关于“天”这个词汇。
   1701年，安多派卫方济与庞嘉宾两个传教士回到欧洲，他们于1702年12月抵达欧洲，并用了两年时间在欧洲跟教廷各部门协商，但协商失败，教皇的看法与他们完全相反。在这一个阶段，我们用刚才提到的三个概念：“流动”、“网络”以及“相遇”来分析这些资料。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资料从哪里来？从两个地方来，首先是从北京，就是安多收集的一些资料，第二个来源是澳门，即方济各所收集的一些资料。另外一个“流动”就是从中文翻译成拉丁语，两个代表将这些资料交给教皇，然后把一部分的资料翻译成拉丁语，就形成了《经授权的新的中国证言之摘要》。这本书包括许多证言，一部分是传教士的证言，另一部分是中国信徒的证言。
   通过中国人的证言，我们还能发现那时的信徒网络、中轴与纽带。他们引证的中文文献主要是明末的徐光启、杨庭筠、李之藻等人写的，还有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的文献，也有晚一点的，八十年代的都是方济各在广州收集的一些资料，这是一个例子。通过拉丁文的摘要，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引证过这些资料。这可以说是一种参考书，传教士们把中文的资料翻译成拉丁语，把最重要的问题编辑成参考书，讨论“帝”、“天”和“祭孔”这些问题。
   第三个方法就是“相遇”，主要是人跟人的相遇，可是我们也会说是人跟文献的相遇，一方面是中国教友，另外一方面是中国的古籍。更有趣的是，我们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不管是看中文的资料，还是看西文的资料，如果西方人引征了中文的资料，都会说明它们的来源，并且写明书名、年份和引用页，非常清楚。
   我想进一步讲讲卫方济这个人，他原来是一个比利时人，在中国看了不少古文书，然后回到罗马去，后来又到中国来，又再次回到欧洲。他在布拉格呆了一段时间，并出版了一千五百多页的资料，主要是《六经》的翻译，还翻译了《孟子》等文献。所以我们可以重新发现他们的做法，这些都是中文的引征，资料非常宝贵，写的非常好。他们看中文的资料，收集一些句子，然后翻译成拉丁语在欧洲出版。他们引证的不是《圣经》或神学家的资料，而是引用外国的、非神学家以及非教友的一些资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另外一个重要性就是，我们从这些资料可以发现，实际上礼仪之争的一个结果，是鼓励一些传教士深入地去研究古典文献。卫方济去世以后，这个图书馆被搬回了欧洲。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跨越，对欧洲人来说，这些异国的文化为他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使他们的心智发生了移位。
 

刘授易《损斋诗集》

  我们现在转到第二个例子，1702年那两个传教士坐船到欧洲去，那时安多在北京做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他收集了很多书信，请很多天主教团体写信给教皇。这些信是1702年收集的，到欧洲是1704年，他们也用拉丁文出版了这些资料，就是所谓的《新的中国证言之摘要》，这些信一共有62封，包括14封集体信件，其余48封差不多都是个人信件。通过这些资料我们会发现，他们在一起讨论这些事情可以称为一个“相遇”，并且，表达的方式也跟他们新的身份有关，有一些人用的是圣名，另外一些在信件中使用西文来表达自己的身份。1700年左右，中国教徒最多的地区就是江南，差不多有13万教友，第二个相当重要的地区是北京，还有湖广也有不少，其他的地方则相当少。通过信的来源我们可以知道，资料中包括北京的一些信，有教友和非教徒。第二个来源是松江、嘉定、苏州、上海、常熟和太仓。江西有南昌的，也有赣州的。湖广的很有趣，因为大部分是非基督徒，他们不是教友。湘西的不多，只有3位。其他的地方很少，基本上没有，因为在那些地方没有耶稣会士。
   那么，从北京来的这些非基督徒，他们的社会地位是怎样的呢？其中包括相当重要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大学士，大部分是监生和生员。在这里我们只能看到他们的姓，可是大部分都是所谓的下层文人。教友们多是穷人，没有受过教育。我们还发现了一些信徒的家族网络。另外也有不少的非信徒，特别是在湖广，传教士、教友群体好像跟非教徒学者有许多关系。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网络分为三层。下层是地方的，地方性的网络是具体写证言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第二层就是传教士，不管是耶稣会士还是教友们，他们最终形成了一个传播信息的网络，他们要把信先寄到北京或者南京，然后到广州，教友们也彼此通过书信沟通，最后是跨国的网络。通过这些活动，他们塑造了自己的团体，也塑造了他们的认同。
   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总论。这些信的内容主要是礼仪之争，他们基本上都赞成耶稣会的看法，可是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们说，如果我们中国人到你们国家去，觉得你们的礼仪不行，要改变这些礼仪，你们会同意吗?所以这的确是一个跨文化的类比。这说明两点，不光是西方人，中国人也有这样的经验。
   另外一个结论就是，我们所谓的“被忽视的声音”实际上不是被忽视的，而是被拒绝的。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发现人物和物品的流动、接触，这也引发了新团体，新文本和新观念的产生。我对这三个题目比较感兴趣，历史学家也正是通过整理这些文献，找到一个故事，也希望寻找原来的那个事件。所以对我来说，相当重要的就是发现他们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里面有一个移位。对学者来说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跟文献的相遇，这个相遇就是“之间”（inbetweenness），相遇的结果就是我们写的资料或者写的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