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严耀中，文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宗教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宗教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著有《北魏前期政治制度》、《中国宗教与生存哲学》、《汉传密教》、《江南佛教史》（《中国东南佛教史》）、《佛教与三至十三世纪中国史》、《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两晋南北朝史》、《魏晋南北朝考论》、《宗教文献学入门》与《宏观与微观视野里的中国宗教》等。
   今天我讲这个题目有这样一个缘起。我到过印度几次，看到许多印度的石窟、遗迹，我就在想：婆罗门教在印度的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存在，印度又是我们的邻国，为何佛教在古代中国成为唯一能够存在下去的外来宗教和唯一一个外来的意识形态体系，而婆罗门教则被认为在古代中国似乎没有明显地存在过？婆罗门教为什么没有被人们所注意到？究竟是它的宗教性质决定了其不能传到中国来，还是传过来了但没有被充分地注意到？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佛教先入为主地进入，使得以后所有进入到中国的印度文化都被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婆罗门教跟佛教的文化是在同一个地域文化里滋生出来的，且更容易混杂，所以不被人们所留意。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宗教的“传入”，或者说怎样才算作一种宗教的“传入”？这是宗教交流、文化交流的一个大问题。但由于这样的一个问题牵涉到很多宗教利益，国内外学界虽然开展过讨论，却仍旧没有解决。如佛教传入的问题，任继愈先生在他主编的四卷本《中国佛教史》里面，列出了八到十种不同的说法，但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说，最晚的“东汉永平求法”说，也不过只有两三条记载。这就算宗教传进来了吗？仅仅派一个使者带一两部经书回来，就可以称作佛教“传入”了吗？这种标准其实是没有被讨论过的。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其他宗教传入中国的问题，也是如此。
   正因为对“什么叫宗教”存在界限不明的问题，所以也难以讨论婆罗门教的传入与婆罗门文化的传入。如果按照现在佛教传入的标准来看，或者通过祆教、景教、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标准来看，完全可以说婆罗门教是来到过中国的。但也因为被佛教所掩盖，我们要系统地归纳婆罗门教与婆罗门文化在古代中国的存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文献，一个是图像。

敦煌第285窟西壁所绘象头神加内萨（Ganesa）

  从文献的角度来说，最直接的证据有一种，就是真人元开的《唐大和尚东征传》。这里面说得很清楚，有婆罗门寺三所。又如法显，他从印度泛海而归，在斯里兰卡上船。这条船除了他以外还有两百多个商人，是一条商贸船。当时的斯里兰卡信奉婆罗门教，这条船将要回到中国的时候，海上起了风暴，船上的人要把法显投到海里去，认为是这个信佛的异教徒惹恼了神。这条材料可以反证什么呢？这些来华的商人大部分是婆罗门教徒，他们把佛教徒看成是异教徒。由此也可以证明《唐大和尚东征传》所载的三所婆罗门寺，就是那些商人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再如中唐诗人刘言史，他有一首诗叫《送婆罗门归本国》。该诗第一句就说，“刹利王孙字迦摄”。由此可见，这个婆罗门是刹利。刹利在唐代是“刹帝利”的一个简称。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刹帝利种姓出身的婆罗门，而不可能是婆罗门种姓出身的佛教僧人，其王孙的属性也同他的种姓一致。这个婆罗门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因为“遥知汉地未有经”。已经是中唐了，经过鸠摩罗什、玄奘那么多人的翻译，佛经在中国已是汗牛充栋，如何可能“未有经”？因此，这个“经”不可能是佛经，而应该是指婆罗门教的经典。当然，这位婆罗门教的传教士终其一生也未能在中国传教成功，只好回去了，刘言史赠诗送别，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同情。
   在正史中，也有婆罗门教影响的证据。如《宋书》中载魏太武帝请了一个婆罗门来占卜，这个婆罗门肯定不是婆罗门种姓的佛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魏太武帝已经下诏灭佛，怎么可能会请一个婆罗门种姓出身的佛教僧侣来为他占卜？在新疆发现的一些婆罗迷文字的医书中，也有一些婆罗门文化存在的证据。众所周知，佛教戒律对于酒、葱、蒜等物是有禁忌的，除非生命攸关，一般不能用来治病。而在这些医书中，此类物品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杂症。由此似可判断，此类书籍的性质应该也是属于婆罗门文化。
   以上这些都是比较直接的材料，在各种史料中还有大量间接的东西。在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我们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则记载：有个婆罗门拿了佛牙在长安街头用东西敲，以示其坚硬不破。从常理推断，这是一个佛教徒该做的事情么？又如唐太宗、高宗，都通过王玄策从印度延请婆罗门来为他们合成长年药。在印度，本身就有所谓长年婆罗门，是婆罗门教徒的一种。延年益寿，本身就是婆罗门教的一种追求。相对而言，佛教徒追求的是解脱，恐怕是不会在此方面用力的。
   由于文献的记载有限，我还想用另外的一种方法作为辅助，就是图像的比较，用图像来说明婆罗门教也到过中国。吴文良先生所著的《泉州宗教石刻》中，有七十页是他在泉州考察时搜集的婆罗门教材料，能够与广州的材料相对照。例如林伽，实际上就跟古代的石且相似，体现出后期婆罗门教湿婆崇拜中对“生”的强调。还有一些特殊的装饰和不少石构件，吴先生也认定其属于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的图像传到中国来，我认为有三种存在形式：一种就是吴文良先生所举的例子，像林伽，完全是属于婆罗门教的；还有一种是佛教寺庙或佛教造像艺术里所保留的具有婆罗门教特色的图像；第三，就是受到婆罗门教造型艺术影响的佛教艺术。这些佛教艺术又进而影响到中国的造像艺术。
   上个月我到云南大理开会，大理的密教里实际上有很多是婆罗门教的东西，直到明代，他们的一些阿吒力墓碑还是用梵文书写的。从造型艺术上来说，敦煌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例证。敦煌石窟的佛教性质是毫无疑问的，但它里面实际上保留了不少婆罗门教的神祇形象，如285窟的加内萨（Ganes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方形木板正面的湿婆形象

   前年我去参观丹丹乌里克遗址的时候，他们的博物馆馆长向我们展示了镇馆之宝，是一幅木版画。这幅木版画当中有一个小的佛像，其它部分都画满了眼睛。我们知道，现在每进一个寺庙，几乎都能看到千手千眼观音，即密教的观音。但这个千手千眼的观音造像在印度是找不到的，而是佛教在中国的一个发展。千手千眼观音造像的依据是什么？这个观念从何而来？我认为这块木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环节。在我看来，千眼千手的观念来自于婆罗门教，来自于《吠陀》。在《梨俱吠陀》为主的四《吠陀》中，就有“千眼”的说法。因此，这一说法的出现要远远早于佛教，更早于佛教中观音的出现。在《吠陀》中，眼的分布在时空上是无限的，在木板上画满眼睛，就是要体现出这种观念。我想，我的第二种分析跟现在比较流行的图像学是相结合的。以文字来阐述文物，用图像来证明文献，可能会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

十一世纪孟加拉细密画《八千颂般若波罗密多经》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婆罗门教没有在中国站住脚跟？我想，从佛教和婆罗门教的比较可以看到，两者虽然都是从同一个地域文化里滋生出来，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路。印度教在印度这个民族里根深蒂固，而佛教则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我的看法是，婆罗门教跟印度民族的文化、习俗是打成一片的，但正因为打成一片，也使得这种文化很难为其他民族的文化所吸收，只能部分地、婉转地传入到其他的文化地域中去。
   反观佛教，其在印度刚成立的时候，声势是比较高的，且因其组织的严密性，也拥有了向外传输的动力。然而，从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固然有其教义本身的发展，也是形势所迫。我们看到，大乘佛学里吸收了不少婆罗门教的理论，如大乘有宗。到了佛教在印度发展的第三阶段——密教，里面大多数的东西就已经是婆罗门教的了，它大量地吸收了婆罗门教的内容，最终为其并入婆罗门教创造了条件。我到印度去碰到一些自称为佛教徒的人，细问下来，他们还是婆罗门教徒，就是因为佛陀本身也是作为毗湿奴的一个化身，所以他也是佛教徒。在我看来，佛教虽然克服了印度社会的一些弊病，但它终究来说是不适应印度文化的，所以其在不断吸收婆罗门教的东西而改变自己的时候，也完成了自己的异化。当然，这种异化在中国走的是另外一种途径，就是三教合一，就是儒家化、民间化等等，当然，这是另外的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