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东京大学博士，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文化。著有《中国近世小说入门》、《中国明清时代之文学》、《中国游里空间——明清秦淮妓女的世界》、《冯梦龙〈山歌〉研究》、《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等。
   近年来明清的出版文化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八十年代先有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的大作《从理学到朴学》，日本的井上进教授在2002年也出版了一部《中国出版文化史》。另外，在美国有包筠雅 (Cynthia Brokaw)教授、贾晋珠（Lucille Chia）教授、周启荣（Kai-wing Chow）教授，还有英国的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教授，他们都发表过中国（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出版文化研究。我也研究过明清时期的出版情况，分析当时出版业发达的原因，讨论出版业发达导致的社会变化等问题。最近，我意识到出版只是有关书籍的一部分，而书在出版了之后，究竟是怎样到读者手上？这就牵涉到一个所谓的“流通”的问题。
我选择“流通”这两个字，而不叫“传播”，是因为如果叫传播的话，除了说书本身到了另一个地方以外，还有作品的内容怎么影响到了其它地方的意思。我主要关心的不是作品的内容，而是作为一个物质的书，所以选择了“流通”这两个字。
   为了全面地说明这个问题，我先按照中国古籍的三种出版形式来分别讨论：一个是官刻，一个是家刻，一个是坊刻。
   首先是官刻本的流通。官刻就是包括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出版品。明代嘉靖年间周弘祖有一部《古今书刻》，上编以地域为单位，记录了当时官刻书的目录。其中刻书最多的是南直隶。有点奇怪的是福建，除了“官署”，不知为什么还有所谓的“书坊”。
   清代的材料更加丰富，翁连溪先生编的《清代内府刻书图录》中《清代内府刻书概述》的第三部分，整理了五种清代内府刻书流通的情况，即呈览用书、陈设用书、赏赐用书、颁发用书、售卖与流通。其中，颁发用书是中央政府颁发给地方政府和学者作为样书，让他们依式翻刻。而最有意思的是“售卖与流通”这一方式，就是一般的销售。据说乾隆初内府刻书由崇文门监督处负责出售，乾隆九年还在武英殿修书处下设立了通行书籍售卖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尽管不是商业出版，可是当时的内府刻书也可以通过一些途径到达一般读者手上。
   还有一个资料，出自明代宦官刘若愚的《酌中志》。其中《内板经书纪略》，是明代内府出版的目录。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三国志通俗演义》、《韵府群玉》皆乐看爱买者也。”这说明宫廷中的人也喜欢读《三国演义》这样的书，而宫廷刊刻这类书也是出售的。
   其次是家刻本的流通。首先可以注意的一个材料，是清代焦循的《刻〈诗品〉序》：
   往岁仁和胡学院（胡高望）督学扬州，以“隔溪渔舟”命题。去秋乡试诗题又命以“晓策六鳌”。于是友朋就余索观，而门人子弟辈复请写录而习诵之，甚苦其烦。闻旧时坊间有专刻本，问之不可得，爰授之梓人，以供习诵者取之便耳。
   可见，首先有抄本的流通，然后要书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就雕版印刷，印刷就可以同时有很多复本流通，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地上本没有路，走了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抄本到刻本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后来《红楼梦》的情况就是如此吧。
   下面再看看《儒林外史》第八回中的如下一段：
   蘧公孙听了，心里想道，此书既是天下没有第二本，何不竟将他缮写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来，做这一番大名。主意已定，竟去刻了起来。把高季迪名字写在上面，下面写嘉兴蘧来旬駪夫氏补辑。刻毕，刷印了几百部，遍送亲戚朋友。人人见了，赏玩不忍释手。
   虽然是小说中的情况，但是家刻本基本上是这样的，刻好之后分赠亲友。我研究的冯梦龙也有很多这样的材料，比如祁彪佳的《祁忠敏公日记》就有冯梦龙和其他人赠书的记录。还有有意思的情况，是祁彪佳写过一封信给冯梦龙， 内容如下：
   三吴为载籍渊丛，凡为古今名贤所纂辑著述者，不论坊刻家藏，倶烦门下裒集其目，仍开列某书某人所刻，出于何地。庶藉手以披获数种，聊解蠹鱼之癖，拜教多矣。诸不一。南都近日新刻有足观者，望并示数种之目。（引自徐朔方《冯梦龙年谱》“崇祯三年”条）
   信中祁彪佳请冯梦龙编一个当时新刊书的目录，一定写明书是谁刊刻的，在哪里出版。大概接到这个目录后，他再给冯梦龙写信，要订购哪些书。我想，作为藏书家的祁彪佳，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收集当时的新书吧。
   家刻本还有一种功能是用来交换。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六有“《文则》二卷”条：
   顷吴书估从东郷太仓来，携此求售，乃明弘治刻，想去元板未远，因以家刻《国策》易之。盖书不多见，索值白金一两六钱，视毛估钞本价已倍之矣。
   黄丕烈自己刊刻了很多书，所以用自己刊刻的书来交换新的书，这既是一种丰富自己藏书的办法，也是家刻本的流通形式之一。
   再次是坊刻本的流通。我经常使用的下面这条《桃花扇》里的资料，是关于南京秦淮河附近的三山街的书店的。三山街就在孔庙和府学之间，贡院的附近。它就像现在的学生街吧，所以在那里集中了很多书店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凤凰阁〕（丑扮书客蔡益所上）……〔指介〕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不但兴南贩北，稽古堆今，而且严批妙选，精刻善印。
现在，大部分的出版社跟书店是两种类型的单位，可是当时，就像蔡益所的书店，它一边卖书，一边出书，是书店的老板另一方面又在出书呢，还是出版社的老板另外又在卖书呢？哪一个为主，这是很有趣的问题。
   蔡益所书店“兴南贩北”，可见是全国性的书籍流通。这方面《儒林外史》中也有相关的材料。第十八回提到杭州的文瀚阁书店的老板托匡超人批一部八股文的选集：
   主人道，目今我和一个朋友合本，要刻一部考卷卖，要费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又要批的好，又要批的快，合共三百多篇文章，不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来？我如今扣着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去卖……
   这里的“客人”，应该就是所谓的书籍批发商吧。书店在杭州，可是从山东、河南来的客商，他们会到杭州来批发杭州出的书，所以杭州书店的老板很关心他们的行程情况。
   还有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说到：
   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
   北京本来出版的书比较少，可是全国各地的好多书都集中到北京来。为了考科举，为了当官，又有很多读书人都到北京来，他们都要买书，所以全国各地的书都到北京来，这样的全国性的流通，客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除了客商和全国性的流通，还有在一个地区内的，特别是在江南一带的较小范围流通，起中间作用的有“书友”和“书船”。清代苏州的藏书家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提到他也通过书船买了不少书，比如《普济方》：
   初，书坊某云，书船有残宋本《普济本事方》，……昨，书船之友携来各书，倶无惬意者。（卷三）
   很有意思的是黄丕烈想要买什么书，他对哪一方面的书感兴趣，这些“书船之友”很快就来了，他们信息的流通比书的流通还要快。
   黄丕烈还通过所谓的书友来买书，提到“书友闻之杂沓而至”等等。这些书友对书的了解十分详细，像学者，却又是商人，就像现在的broker吧。黄丕烈是很有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可是看清代江标为他编的《黄荛圃先生年谱》道光五年条：
   是年先生开滂喜园书籍铺。襄事者为懋堂（段玉裁）老友。
   似乎他还自己开了书店。如果在日本的话，学者和书商或者出版社是完全分开的，可是在中国的明代清代，有许多学者自己开了书店，或者自己出版，就像黄丕烈这样，这是中国的学界和日本的学界很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我很感兴趣的。
   关于明清时代书籍流通的问题，应该还有很多要收集的材料和研究的方面。今天我没有谈到佛教、道教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佛教和道教有善书的出版，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另外日本江户时代书籍的流通，主要在通俗小说这类，租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比如江户时代很有名的《八犬传》，就有很多人租来看。中国的明清时代有这样的状况吗？我非常粗浅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