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交通史、中古史、中亚史、敦煌学吐鲁番文献等。著有《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于阗史丛考》(与张广达合著)、《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等，主编《唐研究》。
   首先应该声明，我什么胡语都不懂，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对任何胡语资料的追寻，所有胡语文献都是我们研究西域历史、西域文明的原始材料。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希望搜集汇聚各种胡语文献，作为史料处理，并把这些史料和中文史料相结合，来观察和理解西域的各种文明。
   中国传统的正史西域传保留了丰富的资料，但这些资料的取材有目的性，比如偏重于政治、军事、物产，而缺少文化、宗教、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内容。这就需要我们从胡语和其它地方史料中加以了解。我这些年做西域史地研究，一直呼吁大家应该用当地的史料，用本民族的史料来写本民族的历史。比如说我们用焉耆、龟兹出土的吐火罗语文献来写焉耆、龟兹的文明史，而不能仅仅用玄奘、法显等求法僧对西域的记载，因为这类材料是带着佛教徒的眼光看当地，不免存在偏颇。

  1890年前后在和田等地区发现梵文写本以后，西域掀开了一个考古时代。大概从1890年到1933年，大量埋藏在沙漠和洞窟废墟中的古代各种语言的文献纷纷出土。通过一百多年来的整理、研究和刊布，虽然现在仍有不少文献尚待解读和研究，但是西域胡语的基本内涵，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今后偶尔会出现新文献，但是像改写摩尼教历史，改写中亚佛教史，改写求法僧历史这样惊天动地的文献不会很多。

佉卢文木简的保存地

  我说的“西域”基本上以塔里木盆地为中心，这是当时狭义的西域概念；广义的西域概念，是玉门关以西。以下交代西域胡语的基本内涵。需要注意的是，在中亚，语言和文字有的是分开的，有的是合一的，非常复杂。

  佉卢文：一般称犍陀罗文，是用佉卢字母拼写的梵文俗语。其出土文献最多的地方在尼雅遗址，有诏令、契约、货币、石碑、写经的桦树皮等等，样式有楔形和方形等，内容以官司文书居多，佛教典籍相对较少。于阗地区发现有佉卢文《法句经》、汉佉二体钱及用于阗王年号写的佉卢文契约，证明于阗曾把佉卢文作为其官方用语。鄯善王国遗址中同样发现大量佉卢文残卷，楼兰（后改称鄯善）还出土不少魏晋时期的汉文简牍和纸本文书，是西域长史府留下的经营西域的历史文献。
   梵语：梵文雅语是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古代印度标准书面语。在于阗地区，特别是焉耆、龟兹等地遗址里发现大量梵文写本，主要为佛教经典，一般无世俗内容。一般民间所使用的叫俗语。原始佛教经典，起先用俗语写成，后逐渐梵语化，形成混合梵语。
   大夏语：巴克特里亚王国（以今天巴基斯坦为中心）在中国古代称为大夏，是亚历山大东征留下的希腊化王朝，使用希腊文字和语言。之后中国西北迁来的大月氏灭掉巴克特里亚，建立贵霜王朝。贵霜使用希腊字母来书写本地语言，即大夏语，又作巴克特里亚语。大夏语过去仅见于贵霜钱币，而贵霜历史都是靠这些钱币上的文字构建的。1957年，法国考古队在苏克柯特尔发现第一块完整的大夏文碑铭，后由恒宁（Walter Bruno Henning）教授完成解读。1993年，英国的一个排雷红十字组织在拉巴塔克偶然发现了一块极重要的碑铭。SimsWilliams教授做了成功解读，并用贵霜钱币重建贵霜年代体系。
   于阗语：流行于公元三至十世纪的于阗地区，使用中亚婆罗谜字母，但语言属东支伊朗语。早期于阗文文书有大量佛教经典，也有官府文书，在和田地区各个遗址均有大量出土。另外，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大量九、十世纪的于阗文写本，有佛教典籍、公私账历、使臣报告等，保存得非常完整，但解读起来相当困难。
   吐火罗语：迄今为止，吐火罗语的命名有很大争议，它在焉耆、龟兹、吐鲁番三个地区流行。焉耆地区流行吐火罗语A，也叫甲种吐火罗语、焉耆语，只拼写佛教典籍；龟兹流行吐火罗语B，也叫乙种吐火罗语、龟兹语，既有佛典也有世俗文书。
   古藏文：又称吐蕃藏文，见于吐蕃时期的写卷、金石铭刻和竹木简牍等，敦煌文书里有大量的古藏文。
   粟特语：粟特地区民众使用的语言。粟特人是迁徙至西域的民族，善于经商，沿途建立殖民地，建成贸易网络，也留下大量粟特文献。敦煌发现粟特文古信札，为商业文书；另外敦煌藏经洞出土了一大批粟特语写卷，不仅有粟特文翻译的《金刚经》，也包括所翻译的中国伪经，如《法王经》和《善恶因果经》等。

突厥文

  中古波斯语：与帕提亚语同时代，受后者强烈影响。中古波斯语在伊朗西南部使用；帕提亚语在北部流行。摩尼教使用这两种语言进行书写，但教徒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差，往往转用粟特文和回鹘文。
回鹘文：也称回纥文，属阿尔泰语系，但文字是粟特文字母。回鹘文字母在元代为蒙古族所采用，形成后来的蒙古文。16世纪以后，满族又仿照蒙古文创制了满文。

“大夏银盘”及其线描图

  我们今天如何重新审视西域文明，有没有可能超过以前？我想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层次：第一，不论是和田、楼兰，北道的焉耆、龟兹、吐鲁番，早期的文明，应该划作一个原始的印欧文明圈。不同的文明各自独立发展，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当属贵霜文明。贵霜文明是希腊罗马和印度两大文明的混合体，也包含一些伊朗因素，但是伊朗因素更为重要。我们要破除一些传说和假设，即不存在如此众多的东西直接由希腊罗马传递而来。贵霜对西域文明影响最大的应当是佛教，一方面是犍陀罗语的佛典，在和田、鄯善以及焉耆、龟兹都有佉卢文、犍陀罗语的文书，不过非常难读，因为同吐火罗语相混合；另一方面是犍陀罗美术，云冈石窟是非常典型的犍陀罗艺术。玄奘提到龟兹北面最大的寺庙，叫雀离大寺，而贵霜王伽腻色迦在白沙瓦地区建立大寺，亦称雀离大寺，可见连寺院名字都仿贵霜的。除此以外，还有大夏语文献，包括婆罗谜字母。贵霜后期从佉卢文转用婆罗谜文。随后这种婆罗谜字母拼写的梵文其实在早期也受到贵霜影响。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划出的西域文明圈。第三个是伊朗系统的文明。这里的“伊朗”是西方“Iranic”的概念，即伊朗文化涵盖所有讲伊朗语的人，比如和田、粟特都是伊朗人，是大的伊朗文明。西域第二轮伊朗文化的冲击波是粟特商人和粟特移民带来的。目前发现的公元三、四世纪的古信札、粟特文残篇、粟特商人的契约等材料，都表明是粟特人传承了伊朗文化，如巴米扬石窟大佛后有一个太阳神，他是佛教的神，但画得完全是伊朗神的模样，类似情形从克孜尔石窟到敦煌石窟都有出现。第四，是中原文明，以及西藏文明对塔里木盆地南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