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渡边浩，东京大学博士，法学部教授，曾任东京大学副校长、法学部主任。专攻日本及东亚政治思想史，著有《近世日本与宋学》、《东亚王权与思想》等。
   中国与日本应对产业革命后欧美各国的势力扩张，从形式上来看非常相似，即从外到内，从表层技术到深层制度、文化、道德，改革不断深化。但是至少就日本来说，我认为还具有相反的一面，也就是日本认为西方在深层制度上也优于东方，从而以西方为师进行学习。我认为之所以有这样的思维，是受到了中国学术、中国思想的很大影响，今天我主要就这一点进行阐述。
   1867年末明治维新开始前，日本一直处于世袭制武士的统治之下。但自17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国内没有发生武装叛乱，也没有发动对外战争。当时的武士和军事政权，在时代交替的反复中，统治着极其和平的日本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武士阶层出现了“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为此他们开始学习在中国被视为正统的儒家思想，将自己定位为不仅是军人、军队，同时也是有德的、足以引导人民的士大夫。尽管在世袭制的武士社会里，没有科举制度，学习儒家思想的武士还是越来越多。德川幕府倒台前后的19世纪，是日本历史上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的时代，出现了专门向武士讲授儒学的专家——儒者。但因为没有科举，他们即使很有造诣，也无法在统治方面施展，只好作为与现实政治无关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存在。这样，日本的武士一方面保持自己作为武士的身份，同时具有儒学教养，形成了以儒学为价值基础来思考的习惯。
   生活于德川时代的武士和儒者，他们是如何看待和理解西方的呢？第一，他们认为，西方是基督教的国家和地区；第二，他们认为西方各国是精于穷理的国家。但是，今天我主要想讲的是第三种西洋观，这种西洋观是以儒家思想的根本理念以及人类共同的“道”和“德”为基础，认为西方在这方面优于日本和清朝。简言之，这种西洋观认为西方更接近“唐虞三代”。
   这种西洋观首先在于教育的普及。修建学校从儒家的立场来看，是为了修身治人，政教盛行，乃是极其良善之举，而西方在这方面则非常突出。之所以日本会有这种认识，是由于传入日本的中国明朝人所著有关世界地理的书中，对欧洲的解释如此，如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职方外纪》。《职方外纪》描述欧洲教育时使用了“大学”、“小学”这样的用语，与朱熹在《大学章句》书中所写的上古三代的完备的学校制度如出一辙。其背后有Aleni神父为了让中国读书人对欧洲怀有好感而这样描述欧洲的意图。反过来说，中国思想、中国学术的压力使Aleni描述儒家化的欧洲。第二关于“仁”，认为西方人的“爱人”就是“仁”，这种西洋观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是《职方外纪》。《职方外纪》中记录了在欧洲各地有“贫院”来赡养鳏寡孤独，有“幼院”来抚育穷人无力养育的孩子，另外还有“病院”。这些设施的兴行，给学习儒家思想的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在欧洲“爱人”不仅仅是统治者的精神形态，实际上作为制度已经实现。进入19世纪后，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向中国学习儒家思想，认为统治者应该实行仁政，同时通过在中国出版的介绍西方的书籍，开始认为西方在实行仁政上优于中国和日本。第三关于“公”，我想大家知道明末清初的儒学家黄宗羲在其著作《明夷待访录》中提到学校不仅仅是教育设施，而是聚集贤能对天子所作判断的正误是非进行确认的场所，这对于把“询于刍荛”当作美德的儒家来说并非特异之论。《职方外纪》将由法律专家组成的高等法院译为“天理堂”，在这里没有使用“法”而使用了“天理”，无非是为了获取儒家的好感。基于以上所述西洋观的历史来考虑，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欧美的政治制度作这样的记述也不足为怪，比如“外大西洋弥利坚国”一篇中有：
   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岁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狥同，即在丁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
   魏源的《海国图志》1849年版传入日本，1854年翻刻版刊行。另外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也传入日本，1861年覆刻本刊行，《瀛寰志略》中把英国议会称之为“公会所”，国家大事在那里进行“公议”，美国的“congress”被译为“公会”。第九卷甚至将华盛顿的功成不居之举比附为圣人尧舜的禅让，并加如下按语：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
作为儒学家，如果毫无凭借对这样的西方政治制度进行思考，如此评价实属理所当然，这种评价对于日本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横井时存（1809—1869）就是受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为所出仕的越前国（即今福井县）制定了《国是三论》，其中提到：
  政法、治术，至其他百般技艺、器械，悉採地球上称善美者为吾之所有，大扬好生之仁风。……政教皆由伦理，为生民无不急，殆至符合三代之治教。
  这里所说的仍是“三代”，也就是说儒学者坚信不疑的儒家理想国家在西方已经实现。横井的弟子由利公正(1829—1909)于1868年起草了有名的《五条誓文》，解释明治维新的精神，其中“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等，都明显是基于横井的举张。这个誓文至少部分是基于魏源和徐继畬的西方研究，来源于华盛顿的离职演说。也就是说，通过横井和魏源、徐继畬等人的儒家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明治维新实际是把西方作为理想的。
   德川政府倒台后，明治时代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深化，对西方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但上述西洋观不但没有立刻消失和幻灭，反而更加鲜明和强烈了。当时的西方人与20世纪中叶以后不同，并非价值相对主义者，他们认为 civilization不仅仅指技术进步和经济富裕，而是指更加善良和道德的社会状态。刚才也已经提到过civilization被用儒学中的古老词语“文明”来翻译，或者被译为“文明开化”。西方人重视文明，并且将文明解释为人类朝着更好的状态发展，儒学者也没有反对的理由。如果将这种西方的理解与文明的原有概念结合起来考虑，日本找不到理由来反对一边学习西方、一边不断向文明迈进的这种主张。正是因为学习和吸收儒学并坚信其普遍性和正确性，日本很快采取了学习西洋而非清朝的态度，这并非西洋化，而是文明化，并非要将日本西方化，而是要使日本更加接近“道”从而儒学化。这种认识至少在1870年代为日本具有极高地位的知识分子所共有。比如朱子学者阪谷素（1822—1881），他早晨都要朗诵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是一位非常热心的朱子学者，他并不懂西方语言，听了日本的洋学者对西方的介绍后，他认为从公理正道上来看，西方人的看法其实和儒学的理想基本一样，并且在根本上“欧汉一致”。也就是说，既然人类的本性相同，而道义、天理又是普遍的，那么，西方人和东方人认为正确的事情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一样的。此外，津田真道（1829—1902）在学习儒学之后，从1862年起留学荷兰四年，专修法律学。1874年，他在论文中说，西人所说的“天律”(natural law)，其实与汉人所讲的“天理”是一样的，两者都不是人为制定的规则，而是“事物之不得不所以然”。基于这样的想法，则可认为真正的文明就是每个人都通情达理的状态。宗教，津田称之为法教，既然是“教”，那么宗教也应该是告诉我们“天律”、“天理”，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事物的本来的状态。既然宗教基本上都是相同的，那么将盛行于西方的基督教输入日本，也就顺理成章。如中村正直曾佯装洋人以汉文体向天皇上书，建议天皇应该像英国国王一样成为国教会的教主，而实际上他自己在1874年主动受洗正式成为基督教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由儒学者转变为基督教徒，正因为他是儒学者，始终相信不变的天理、天道，所以他成了基督教徒。
   以上关于西方认识的历史，仅仅是在中国和日本长久以来沉积下来的误解的历史吗？难道所有的对西方文明的理解都是误解吗？我并不这样认为，在这种理解的背后，是当时的人们相信具有普遍性和合理性的“道”，并为实现这种“道”而作的努力，而这却正是我们现代人往往容易忽略的。这种努力并不是因为迫于被西方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打败的耻辱，为了战胜西方而向西方学习，在这种西方认识中所体现的只是他们坚信自己所信仰的不变理想，并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而堂堂正正且不失谦逊，积极地学习域外优秀文明的一种心态。这样的心态确确实实在明治初期的日本存在过，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人渐渐地迷失了这种心态，逐渐变成狂傲的民族主义者，以致给“唐虞三代”的母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