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沈卫荣教授，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著有《〈圣入无分别总持经〉对勘及研究》、《幻化网秘密藏续》、《幻化网秘密藏续释：光明藏》、《一世达赖喇嘛传》等，译有《西藏的贵族与政府》。
   1933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希尔顿的人发表了一部题为《失落的地平线》的小说，讲述的是二战前一架英国使馆派出的飞机被劫持到了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当飞机迫降在雪山丛中时，飞机上的四个人发现这个名为“香格里拉”的地方竟是一个难得的世外桃源。雪山丛中有一个“蓝月谷”，一座巨大的宫殿耸立于中央，最上面住着香格里拉的主宰“高喇嘛”（High Lama），香格里拉的居民汇集了世界各路精英，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还有从山下肥沃的谷地运来的食物。香格里拉的图书馆里充满了西方文学的经典，收藏的艺术品里有宋代的瓷器，演奏的音乐中竟有肖邦未曾公布于世的杰作，可以说世界文明的精华咸集于此。香格里拉的居民人人享受着现代、富足的生活，而所有的西藏人却住在宫殿的脚下，他们都是伺候那些喇嘛及其他居民的仆人。除了西藏人以外，这里的人都长生不老。
   在乌托邦式的想象下，《失落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成为西方白人的伊甸园，香格里拉的居住分布充分体现了这种平和的神权统治下彻头彻尾的种族等级体系。住得越高，地位就越高，而西藏人除了吃饭、会微笑以及伺候他人，就再不会做什么了。总而言之，香格里拉是一座西方文明的博物馆，是18世纪欧洲人对于东方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幻想，是西方人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精神家园。
   这几年，西藏及藏族文化在西方广受关注，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西藏被西方人当成了香格里拉，被整个西方世界当成了他们所期待的精神家园。这也是西方社会会出现如此持久的“西藏热”的原因。实际上，大部分西方人对现实的西藏并不了解，也不关心。他们只是关心他们心灵中的西藏，或者是他们虚拟化的西藏，而这个西藏，就是香格里拉的一个变种和发展。
   西方人对西藏的热爱是西方“东方主义”的一个经典例证。他们观念中的西藏与现实、物质的西藏没有什么关系，它是一个精神化了的虚拟空间，拥有西方文明中令人渴望却已经遗失了的一切美好的东西。说穿了，西藏是西方人心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他者”，是他们用来确定自己认同的坐标，是经历了工业化之后的西方人的精神超市，寄托了他们所有的梦想和怀旧之情。在这里，他们的精神可以纵横驰骋，得到无穷的享受和满足。与其说他们热爱西藏，不如说他们热爱自己。
   在西方，有关西藏一直存在两个相反的传统。一是妖魔化西藏的传统，如性化和巫化西藏和藏传佛教就是非常典型的现象。在启蒙时代，东方整体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形象，然而西藏却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专制、愚昧、落后和非理性的地方，是东方专制的典型代表。殖民时代的西藏形象当然就更不堪了，当时的传教士、佛学家、东方学家都对西藏非常不屑，认为藏传佛教是偏离原始、正宗佛教最远的、最堕落的一个分支，根本就不配叫做佛教，而只能被称作“喇嘛教”。 同时，西方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神话化西藏的传统，这就是他们把西藏和香格里拉划等号的一个重要原因。希罗多德《历史》所载“淘金蚂蚁”的故事让西方人相信西藏遍地是黄金。至今很多政治团体认为，中国把西藏作为领土的一部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藏遍地是黄金，不能让西藏脱离中国领土，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在很早以前，很多西方人就认为，在远古文明时代西藏和西方已经有了联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多古老的智慧和哲学概念在西方已经失传了，只有在西藏这个没有经历现代文化污染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的智慧，他们便把西藏变为一个寻找终极智慧的地方。当时在西藏寻根的人很多，不光是寻找精神上的根，也寻找种族的根。现在被称为世界“藏学之父”的乔玛（Alexander Csoma，1784—1842），他到西藏就是为寻找匈牙利人的根。一位英国殖民军的军官认为西藏文化对英帝国主义有用，于是资助他研究西藏的文法，编纂藏英字典。所以现代藏学的产生，是西方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结合的产物。
   当然，在西方真正把西藏炒得比较热的不是乔玛，而是19世纪后期出现的神智学会，创始人是俄国的布拉法斯基夫人（Madam Blavasky）。她最初的兴趣和职业是灵媒，曾到埃及学灵媒法术，最后辗转到了西藏，自称在扎什伦布寺附近随喇嘛学了七年密法，终于找到开启神智的钥匙。随后，她在喇嘛的指引下来到纽约，创立了神智学会，很快风行一时。布拉法斯基夫人的书至今充斥于美国的大小书店，她的名著《西藏密法》中夹杂了一些藏文，一看就不像是跟随喇嘛学了七年密法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因为没有一个藏文字是正确的。书中内容其实是东、西精神学和神灵学的大杂烩，与藏传佛法实在不搭界。可这位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的崇拜者却遍布世界，神智学会发展神速，全世界都有其信徒和会员。其中汇聚了很多鼎鼎大名的人物，像日本的铃木大拙、法国的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 Néel)、瑞士的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英国最著名的佛学家孔兹(Edward Conze)等等，都曾是布拉法斯基夫人的信徒。
   将西藏的神话化推进到一个新高度的是《西藏死亡书》的出版。在西方，这本书可以说是人人皆知，堪称西方最著名的东方精神经典之一。其作者亦是布拉法斯基夫人的“粉丝”，一位生性怪僻的美国人伊文思·温慈。这个人曾在斯坦福大学学人类学，后追随布拉法斯基夫人的足迹作寻求智慧之旅，最后他也到了印度、西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个英国军官的手里拿到一卷书，并和一位喇嘛合作，把藏传佛教宁玛派（Ningmapa）所传的一本密法仪轨翻译成英文，题名为《西藏死亡书》。
   在西方的新时代运动中，“西藏神话”更是被广泛推行。新时代运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方兴未艾。很难说清楚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大致地说，它是各种不同的精神运动、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一个大杂烩。在表面的杂乱无章之下，贯穿的主题是对个人的颂扬和对现代性的圣化，即对个人自我与生俱来的神圣性的根本信仰和诸如自由、平等、真实、自我负责、自我依赖、自我决定等西方现代性几个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的肯定。与上世纪60年代文化反动运动对物质享乐主义的否定形成强烈对比，新时代人转而肯定物质享乐主义，寻求精神性和物质繁荣、宗教超越和资本主义商业成功之间的和谐结合，视物质的富裕为精神觉悟的一种成果。
   这个运动对“西藏神话”的诞生有着非常大的意义。在这个背景下，新时代人不受任何一种固定的宗教传统的束缚。他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在精神超市里找到各种各样他所喜爱的宗教因素，包括藏传佛教，然后组成一种自己的信仰系统。
   与此同时，密教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变成了为美国文化反动、性解放和性革命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寻求合法性的工具。基督教视性爱为罪恶，而密教则将两性的结合看成是打开人生新境界的道路，故成为打击基督教伪善的有力工具。直接、激进的密教受到上世纪60年代人的青睐，它给以暴力、毒品和滥交为标志的上世纪60年代赋予了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意义，为其合法化提供了帮助。密教的传播，更进一步推动了西藏在西方的神话化。
   综上所述，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整个西藏和藏传佛教被神话化了。西藏变成了一个理想中的“香格里拉”，藏传佛教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绝无仅有的精神指南，不仅能够满足个人世俗的喜乐，还能达到最终的精神解脱。
   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妖魔化和神话化西藏的历史，正是一部西方人的心灵史，是一部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史。妖魔化也好，神话化也好，他们所说的西藏与现实的西藏没有多少关系。当今西方人对西藏的热爱，不是对一个真实西藏的热爱，而是他们对所虚构的、想象的西藏的热爱。他们对西藏的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严重妨碍了他们与现实西藏的交往。显而易见，只有除去这些西方人强加给西藏的虚幻的东西，西藏才能回到现实中来。
   今天，很多国人也对西藏显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这难免让人有些担忧。希望大家不仅仅把西藏当做寄托自己梦想的地方，不要把西藏当做香格里拉，当成一个精神家园，而是真正地关心这片高原洁地，关注现实的西藏及其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