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明清基督教传教史的研究，著有《可亲的天主：清初基督徒论“地”谈“天”》、《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等。
   “中欧‘之间’和移位”这个题目看起来有点儿奇怪，因为英语的in-betweenness和displacement这两个词的意义不太清晰，所以我希望能逐步、细致地讲解它们的意思。
   我先从利玛窦这张图片开始。在欧洲有许多利玛窦和徐光启的图片，研究者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研究他们的关系。一种方法是从传播的角度去看，研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怎么介绍天主教或者欧洲科学，怎么影响中国人，所用的资料大部分是西文文献。另外一种研究方法，就是中国如何接受和面对天主教或欧洲的科学，这类研究着眼于中国人，大部分研究者用的是中文文献。
   这两种角度有好处也有短处，但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看利玛窦和徐光启之间发生了什么。意思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的发现不在于利玛窦，也不在于徐光启，而是在他们之间（their in-between）。这个概念对学习历史也有一定的影响。历史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表现的方法包括文献、图片、艺术品、建筑、团体、礼仪等等。那历史学家能做什么呢？历史学家看到的、接触的就是这些材料，可是我们想知道的是，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利玛窦与徐光启（版画）

  研究这样的题目，我们需要“移位”（displacement）——历史学家应该转移到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空间。比如，文史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方向是“从周边看中国”：我们怎么从周边看中国，这需要一个移位，我们思想和概念的移位。例如从日文十八世纪的资料看中国，我们要把自己“移位”到这个时代、这个坐标上重新观看中国。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之间”的移位，历史学家和文献、图片也有一个“之间”，也有一个接触。现在我主要用图片一步一步来解释这个概念。
   我的演讲分为五个部分，先从资料开始，再看旅行中的图片，进一步看创造新语境的图片，然后集中于“透视力”，最后阐述关于移位的观点。
   先从资料开始，看看十七世纪明朝末年从西方（主要是欧洲）传到中国、且已中文化的图片。共有四个系列，第一个系列包括很有名的四幅图片，收在程大约的《程氏墨苑》（1605）里，是利玛窦提供的北欧、德国雕刻师的一些版画。其中一幅先流传到日本，变成日文的图片，之后才传到中国变成了一张中国雕刻的图片。第二个系列是罗儒望的《诵念珠规程》（1619），这是诵《玫瑰经》的一本书，其中15张图片都来自《圣经故事图像》（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这些图片和原来的图片有不少的改变，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之间”的交融——不能说这完全是中国人的，也不能说这完全是欧洲人的，这是中国人和欧洲人接触交融的结果。第三个系列是1637年左右出版的《天主降生出像经解》。这是在福建传教的很有名的传教士艾儒略出版的一本书。第四个系列是《进呈书像》，是汤若望1640年呈献给崇祯皇帝的，实际上是一本西文书，在呈献之前他做了一个中文的副本。全书包括48幅图像，其中10幅出自《圣经故事图像》，其余是比利时、荷兰和德国雕刻师的作品。
   这是第一步，我们看到了四个系列，在图片被传播、接受、出版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宗教团体、礼仪团体接受这些图片，否则就不会流传，图片跟这些团体密切联系在一起。我想这些图片的有趣之处就在于中国人（明代中国人）在图片中出现，由此可见，接受图片的团体并不是在图片之外，而是在图片之内。
   现在转向第二个题目——旅行中的图片。要研究的是，图片怎么传到中国去，怎么从中国传回到欧洲，图片在两地之间的交流是怎样的。第一个故事从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开始，他是第一个从中国回到欧洲的传教士，当时奥格斯堡公爵想献一份礼物给中国皇帝，礼品中有一个精美的橱柜和一本书，金尼阁乘船将礼物带到了中国，之后的二十年这本书的下落我们无法得知，直到后来汤若望在北京将它献给了崇祯皇帝，并制作了一个中国版本，这就是《进呈书像》。在这个过程中，一幅画变成一个雕刻，又变成很小的彩绘，来到中国，又重新变成一个木刻本。第二个例子是将图片从中国传到欧洲去，我的故事是关于Adriano de las Cortes的《旅行报告》。这份《旅行报告》传到欧洲，其中的图片在1670年《荷兰使臣前往北京的报告》中出版。这些图片跟《三才图会》或类似的类书中出现的图片很相似，传教士先弄到《三彩图会》的书稿，然后在荷兰出版了这些资料，最后我们又在一个器物上发现了跟图片有关的元素。这说明，图片在旅行、传播的途中还会有材料的变化。

《诵念珠规程》与《圣经故事图像》插图

   第三个部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图片创造出的新语境。举个例子，大家都熟悉的罗雅谷(Jacques Rho, 1593-1638)的《人身图说》（1630），它与原书相比有一些变化：欧洲原版绘有象征死亡的锄具，但这一元素在其中国版本中被忽略。最为明显的区别还是在于肌肉、皮肤和经脉的画法。有一个解释认为，希腊医学侧重对肌肉的观察，而中国医学则将关注的角度放在皮肤和经脉上。比如说，同一时代像李中梓《内经知要》（1642）这样的书，中西画法是不同的，西方用明暗法，但中国却用线条表示，所以在每个环境中，图片也有它的特点。进一步看这些图片的历史，西方解剖学中的骷髅，在中国只在罗聘的《鬼趣图》（1772）中出现，用于描述佛教里的地狱。所以原来解剖学的元素传到了宗教性的绘画里。因此，图片的历史不只是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也不只是有形的材料，而是图片本身的一种转变。这是第三点，语境和图片的关系。
   我们进一步进入图片本身讨论透视力。这是近期西方人讨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热门题目，主要有两种透视画法，等距画法和几何画法。区别在于，几何画法汇聚于一点，等距画法则讲究平行。举例来说，《孔子——中国的哲学家》（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是第一本翻译《论语》的西文书，其中的图片很仔细地用几何画法绘成，而中国的圣迹图则可以清楚地看出用的是等距画法。其中也会有一些改变，比如原来《圣经故事图像》用的是几何画法，而在中国的版本中有些图片变成了等距画法。我们也能够找到西方出版的采用等距画法的图像资料，如1785年在西方出版的一本关于孔子的书。实际上，同一本书中也会同时存在两种透视画法，这说明交流是多样的，不能只看西方对中国或者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同一本书有多元的方法来接受别的文化。
   最后一点谈引起移位的视点。以《圣经故事图像》为例，这本书的目的在于介绍祈祷的方法——默想或存想。用图片来祈祷有利有弊，好处在于图片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但也会受到图片的影响过大而限制自己的想象空间。后来有一个解决的途径，就是在图片上标注ABC，按照顺序造成移位。实际上，中国的图片是否也有移位的方法，这是我想解决的问题。如果你们对佛教比较了解，就会发现中国也有类似的传统，比如《佛说观无量寿佛经》（1691），专门解释如何运用想象力默想的方法。不过，《诵念珠规程》中的图片和《圣经故事图像》原版图片有所不同，前者有两个场景，而且人物被“移位”了。我们再去比较明末与之类似的图片，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都被一堵墙、一扇门分隔为两个场景。门和墙，让图像变成了一个历时连环图。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图也有创造移位的力量，因为是图片本身让我们移位了。通过这些我想说明的是，中、西方图像同样具有创造移位的功能，区别是，西方的方法是标注次序，而中国图片用另外的方法，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再回到我最开始提出的观点，历史学家、艺术学家作为观众，都跟图片有一个“之间”，我们希望去探索原来欧洲人与中国人的“之间”。这也是《坤舆万国全图》的价值，地图上的序言都是利玛窦和中国知识分子彼此讨论的结果，可是就我而言，他们不仅创造了这幅地图，也创造了一个引起接触的空间。而且，不仅是那个时代，直到现在我们依然通过这些资料，进行着中西文化“之间”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