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法国巴黎第四大学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国际法国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法文学、文化关系研究。著有Voltaire et la Chine、Visions de lautre: Chine, France、《伏尔泰与孔子》、《法国文化史》（合著）等，译著有伏尔泰《中国孤儿》、迪迪耶·埃里邦《神话与史诗——乔治·杜梅齐尔传》。
   法国有一部《小罗伯尔词典》（Le Petit Robert），其中一卷是专有名词词典，相当于一部小型百科全书，里面有一个“圆明园”词条，我今天就从这里说起。这个词条译成中文是：“圆明园——最光明之园，从前的夏宫，中国皇帝夏天的行宫。位于北京西北八公里处。始建于十七世纪雍正朝，完成于乾隆朝。圆明园曾是‘万园之园’（王致诚语），占地350公顷，它藏有大量无价之宝与图书。乾隆曾让耶稣会士艺术家们（郎世宁、蒋友仁）在此修建了欧洲式宫殿，周围环绕着喷泉与水法。1860年整个园子被法英联军洗劫，随后又被额尔金爵士（lord Elgin）付之一炬。”
   这段文字对圆明园的历史、价值介绍得比较全面，其他涉及圆明园的词条还有王致诚、郎世宁、蒋友仁、乾隆等。《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词典》的选目非常严格，读者面很广，而“圆明园”出现的频率较高，相关内容也较长。由此可以推断圆明园已经进入到法国人常识性的知识结构当中。
   如果我们从形象研究这个角度看，可以肯定地说，圆明园已经成为法国人言说中国的一种套话式的形象，也成为了关于中国的社会总体想象的一部分。一个形象只有在长时间里反复出现在一个国家、民族的叙事中，得到全社会的认可，被普遍接受、符号化后才能称作套话式的形象，才有可能进入社会的总体想象。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圆明园进入法国人认知场的历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对这座皇家园林的描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据《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词典》介绍，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画家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第一个在信件中向法国人、欧洲人揭示了圆明园的存在。他称圆明园为“万园之园”、北京的凡尔赛宫。他在信里这样写道：“此乃人间天堂。水池依天然形态砌就，不像我们围以墨线切割出的整齐石块。它们错落有致地排放着，其艺术造诣之高，使人误以为那就是大自然的杰作。”王致诚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领悟到和西方迥异的中国园林美学的原则，就是师法自然，重自然怡趣而不尚人工雕琢，并且以他的传神之笔把这种巧夺天工的园林艺术介绍给了他的同胞们。1749年，王致诚这封信登于《奇异而有趣的信札》（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在法国、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
   十八世纪是法国从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的文化转型期，那个时代的法国人正经历着从旧有的神与人的关系过渡到重视人与人关系的阶段，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人间的幸福。那么远在北京，被传教士们描绘得如此奇巧、幽深、千姿百态的人间天堂——圆明园，就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和好奇心。启蒙大家伏尔泰（Voltaire）在《哲学词典》中“美”的词条下讨论美的相对性时，基本上照抄了王致诚的信。在建构和普及一个形象的时候，名人重写所产生的效果是原作无法比拟的，正是伏尔泰的再书写大大扩大了这封信的影响面：王致诚笔下的圆明园，因伏尔泰的大名而被赋予了象征价值。其名、其景、其状不仅为普通人所知晓，并且迅速为公众所接受、认可，进入了法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场，成为他们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典型代表。
   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作家的思考里，更表现在现实的生活中。十八世纪欧洲流行的是“盎格鲁—中国式的花园”（jardin anglo-chinois），专家认为它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十七、十八世纪之交传入英国的对中国园林的介绍。而伏尔泰的转述和对美的相对性的论证，更是赋予了这种有悖于西方传统的美学原则以合法性、权威性，使启蒙时代的法国人、欧洲人可以毫无顾忌、大胆地突破传统，去追求富含革新意义的异域美。很快这种花园就从英国传入法国和欧洲各地，我们可以用很多图片给大家展示当时在欧洲各地出现的中国式园林。
   那么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中国园林的变异体，就把圆明园由平面文字的线性描述转变为立体实景的空间展现。然而这样一座法国人曾经参与设计和建造，又在法国人确立现代美学观念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艺术殿堂，为法国人如此赞叹的园林之王，百年以后却毁在英法联军的手里。法国人对此事的态度显得较为复杂。《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词典》对这一事实并未掩饰和隐瞒，在这个词条里它坦然承认“1860年整个园子被法英联军洗劫”，不过它也没有忘记在十一行的行文末尾明确标明，被劫后的圆明园是被额尔金爵士付之一炬的。这个结尾很耐人寻味。
   法国当代有一位资深记者、历史学家和作家伯纳·布立赛（Bernard Brizay），2005年他出版了一本书《1860：圆明园大劫难》（Le Sac du Palais d'été）。作者花了很大工夫去寻找当年参与圆明园劫掠的军官、士兵、文职人员、翻译这些人留下来的各种资料、日记、书信，他是用这些人的描述来重构这段历史。书中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是法军首先占领了圆明园，甚至先于英军洗劫了圆明园。但对于火烧一事，法军却一反洗劫时的疯狂，一致谴责英军的放火行为，称其为“哥特人的野蛮行为”。书中也引用了一位英军军官的反驳：“令人诧异的是，当我们的高卢盟友们将那里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时，当他们毫不留情地将其或据为己有或毁之为快时，这种评价居然没有闪现在他们向来堪称敏锐的头脑中。”下面，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在浩劫过后圆明圆不复存在的时候，法国人如何言说曾经进入了普通人认知场，被符号化、象征化了的圆明园。

《探访圆明园》插图之一“曲院风荷”与乾隆画册原图

   1864年，圆明园浩劫后的第四年，法国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杂志《环球》（Le tour du monde）为了满足读者的兴趣，刊发了汉学家鲍吉耶（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所写的一篇文章《探访圆明园》。他在回顾中国历代以来御园的建园史以后，尽其所能援引了他在中法文献中找到的所有关于圆明园的描述。对当时的读者而言，他的专家身份确保了叙述的准确性、渊博性和学术性，影响可想而知。对于形象研究来说，鲍吉耶在一百多年后对圆明园的重述也就理当成为法国人集体记忆的联结站，起到了恢复、重建民族记忆，并把这个记忆现实化的作用。
   文章的配图都是法国画家根据从圆明园中抢走的一本包括了“四十景图”在内的圆明园画册临摹的。将原图与仿图对照可以发现画法有诸多不同。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叙述时不断地闪回到原图册里的编号。这种反复闪现的信息，切断了全文历史陈述和景点描绘的连贯性，不时地把读者拽回到现实中，既凸显了万园之园的文化价值，又提醒读者它已惨遭毁灭的惨痛现实。当读者为此惋惜时，作者又不失时机地把罪责全部推到额尔金身上，指证英军首领是焚毁圆明园的主犯。那么法国人为什么非要把圆明园的被劫和被焚严格区分开来呢？在字里行间揣摩、捕捉、辨析其中的意义，就不得不把这种区分与法兰西民族的自我定位、自我想象联系在一起。
   在人类历史上，法兰西一直是以她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明而著称于世，法国人当然以此为荣，也自诩为世界上最文明、最重视文化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实在难以让自己和额尔金这种劣迹斑斑的野蛮人相提并论，因此他们根本无法面对、也绝对不能背负毁掉人类文明代表作的罪名。而在火烧圆明园的罪行中，他们只有跟英军做一个彻底的切割和了断，才能洗刷自己的罪孽，摆脱良心的责备和世人的谴责。《探访圆明园》一文正代表了1860年以后经过法国人重塑的圆明园形象，它以交织呈现圆明园辉煌的往昔和残破的现状为特色。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在小说《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磨难》（Les Tribulations d'un Chinois en Chine）里描写了女主人公生活的北京，其中一个场景是写北京郊区的圆明园。寥寥数笔的描写中，连续使用了“废墟”、“隐约可见”之类的词语。在形象研究中这类词叫做“幻觉词”，这样的词语，一读就能引发很多的想象。这个事实上不复存在的皇家园林变成了能够引发无限遐想的幻想之地。1867年，在巴黎世博会上出现的圆明园仿作，标志着法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已定格在圆明园，同时它也使我们看到套话式形象顽强的生命力。一个形象，一旦被套话化，一旦成为社会总体想象的一部分，它就进入到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永远都不会消失，不管它在现实中的命运是怎样的。
   以上我以《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词典》提供的文字为基础，大致回顾了圆明园在法兰西民族心理中逐渐积淀、演化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神话的历史。从字面上看，整个词条都是在言说他者，言说客观存在的圆明园的建园史、它的价值以及被毁灭的命运。但透过叙事者的选词、行文，也明显能读出法国人对自我的言说，他们对这座瑰宝级园林的崇尚，对建园贡献的自豪，对毁园罪行难辞其咎，但又不愿也不敢直面现实的尴尬、复杂的心态。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十一行文字言说、承载的是法国人对中法两百余年来文化关系的一种反思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