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简介：
   包弼德教授著有《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1992）与《历史上的理学》（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2008），合编 Ways with Words: Writing About Reading Texts from Early China （2000）与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2005）。
   我今天讲的作为地方史的思想史，其实是关于思想史与地方史的研究。我想思想史的研究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史家研究某些学者的思想，并把它当作思想史，而这些思想家常常被视为哲学家，因此这样的思想史较接近哲学史。其二，与观念史（history of thought）不同，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是研究共同的价值、学术变迁、文化现象，以及人们世界观变化的一门学问；也考察朝代之间的变迁。共同的价值，不是指所有人有共同的价值，在某个时代，不同学派有不同观点，不同的世界观也是存在的。考察某一时代人与人之间意见有怎样的不同，他们治学方法有哪些不同，也是思想史的一部分。今天我的讲演有两个论点：第一，从南宋起，研究广义的思想史，我们应当特别注重地方史，即作为地方史的思想史。第二，南宋以降，“地方”的观念变成士人思想里非常重要的概念。
   两宋进士的地域分布，大部分地方进士非常少，而有些地方进士非常多，差别很大。宋朝仅有两个《登科录》，分别是绍兴十八年（1148）和宝祐四年（1256）。如果看绍兴十八年的登科录，会看到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上的人，地理分布非常不均匀。我们利用中国历代传记资料库，其中有关进士的信息，北宋大概有3000多个，南宋有4000多个。同时观察绍兴十八年与全南宋进士的地理分布，发现分布情形差不多。宝祐四年进士的地理分布有些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广东、广西开始有进士。这说明已经有一些士大夫、士人家族迁往岭南，或者是岭南的地方精英变成士人了。
   我们再看吕祖谦与朱熹的社会网络。吕祖谦和朱熹传播道学，是十二世纪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发现，吕祖谦的社会网络极具地区性，主要在金华一带；朱熹的网络分布很广，可是在江苏那边就没有，苏州、江南一带也没有。一般来说，道学成功的地方，是进士多的地方，也是教育水准比较高的地方。可是在宋朝两浙西路却呈现出进士多而道学不多的状况，应该如何解释呢？我用北宋熙宁十年的全国商税额作为代理指标（proxy indicator），再结合以上数据库中的信息，我们会发现，道学成功的地方不是商业最发达的地方。当然道学对商业化不感兴趣也是一方面原因。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到地方性，特别是思想家的地方性，社会运动的地方性。
   “地方”的概念比较复杂，至少有两个考察的方法，一个是从上往下的行政地理视角，另一个是从下往上的自然地理视角。自然地理的逻辑与行政地理的逻辑存在着一些差异。《禹贡》里有自然地理的九州，从下往上地看，包括地方的风俗、出产等，也有基于行政地理意义的“五服”的看法。就行政地理而言，我们会遇到“点对面”的问题（point vs. place），这也牵涉到州界的问题。我个人偏向认为“地点”更重要，因为地点让我们了解一个地方跟另外一个地方有怎样的关系，如“四至八到”。比较《元和郡县志》与《元丰九域志》，我们在《元丰九域志》中看到一个新趋向，这在南宋末年一份建康府的地图上也能得到体现。比如上元县县界就标注个名称在那里，没画边界，而谈到“四至八到”时，会提供从某一个地方到边界、再从边城到另一个地方的两个数字。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有了边界意识。而在中国方志里，十九世纪以前很少看到一个地方地图是画边界的，特别是县的边界。明代万历年间的广东博罗县地图是例外，但很罕见。另外，地点的重要性在于，它往往使我们想到一个网络，而网络意味着超越县界、州界。

南宋末年建康府地图

  下面以婺州为例，主要谈谈地方意识的形成与地方传统。我们看1480年的《金华府志》，从内容与序言可知，婺州地方意识的形成发生在南宋，而其他南方地区大体也是相同的情形。地方史的传统自南宋起累积，一开始便没有停止过。最有名的是金华王象之的两百卷《舆地纪胜》。它与先前的《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非常不同，是一部地方文化史。这一传统发端于北宋初年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在金华地区，王象之也非单独一例，还有东阳王希先的《皇朝方域志》、浦江倪朴的《舆地会元志》，现在都没有了。此后祝穆所做《方舆胜览》成为一部非常流行的书。它有七十卷，较《舆地纪胜》简单得多。祝穆在序言里表示，《方舆胜览》是模仿《舆地纪胜》的。元、明、清各朝的《一统志》正是从王象之和祝穆系统内来的。有人给王象之《舆地纪胜》写的序言里说，这本书是经世致用，用来富国强兵的书。但我们看王象之书的内容，并不是这样，其实就是为写文章而作。王象之写这本书反映了当时士人对地方文化史的兴趣，并且说明，如果要写文章的话，文章必须有地方性。
   如果说王象之的书是给全国人看的话，那么吴师道的《敬乡录》则是给婺州人看的。他选择婺州有名的人，引用他们的文章。在吴师道写书的同时，我们已知在金华至少有南宋义乌的喻良能，元朝浦江的吴渭、谢翱等五人，在写同样类型的书。到明朝，仅金华地方，就有非常多的这类书，抄写地方文献，撰写地方人物传记。不仅在金华，在永嘉也有，别的地方也有，这是地方士人的传统，可见地方意识非常强，也变得非常重要。此外宋元时代，在南方兴起写家谱的运动。浦江郑氏义门的这一传统到明代依然存在。一个家族里，有人得到进士学位，或者是做官，便开始写家谱。金华最有名的学者从元朝起就给别人的家谱写序，比如宋濂、王炜、戴良等。其他人也许不看家谱，但序言是一定要读的。这些家族请知名学者写序言，正是要让别人知道，他们要建立一个家族。元末战乱，家谱遭到很大的破坏。我们看家谱序言中常常说，地方社会要恢复，要变成理想的社会，必得从家谱开始。
   总的来说，研究思想史、文化史，从南宋以后我们必须关心地方史。地方史不是我们当代洋人放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概念，事实上可以看到当时人的地方意识，以及他们的做法。进一步来说，地方意识、地方传统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在，当各地方出现这样的现象时，作为观念的“中国”，它的意义就变了。从婺州的历史看，中国如同马赛克，是包括所有地方传统的一个文化空间。这个“文化”来自地方而不是朝廷，中央政府与朝廷是回应地方文化、地方史的发展，而不是领导地方史、地方文化、地方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