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的藏书及其宗教研究”是一个与我相伴相随二十年的研究主题，从事这项研究有着诸多的巧合。
   许地山出生于台南，名许赞堃，笔名落花生。甲午战败以后，许地山的全家迁移到福建漳州。他在广州接受教育，18岁中学毕业，由于家境不好出来教书，21岁的时候到缅甸，在一个华侨办的中学教了三年书。在这段时间，因为在缅甸、马来亚旅游，所以他体验了很多当地的风土民情。尤其是曾经也在印度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他对印度文化非常了解，他的小说、散文里有着浓厚的南亚、东南亚色彩。
   三年后许地山回到中国，1916年进入一个由教会办的华英学校任教，这一年是他生命里一个很大的转折。在这年，他信了基督教，这跟他以后的宗教研究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1917年，在工作了好几年之后，生活得比较安定了一点，他考进了燕京大学。1920年，许地山在燕京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留校担任助教，1921年，与茅盾等人成立文学研究会。在燕京大学毕业留校的同时，他还于1922年获得神学学士学位。当时他是周作人的助教，他的宗教研究与此不无关系。
   1923年，许地山出国留学，跟冰心、梁实秋一起坐船去美国，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读印度哲学、比较宗教。19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此后，他离开美国去了英国，于1925年进入牛津大学的Mansfield College，研究比较宗教和人类学。在英国的时候，许地山与时在伦敦大学当讲师的老舍过从甚密，还经常为郑振铎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阅读敦煌写卷，人称“牛津书虫”。郑振铎后来写《中国俗文学史》时，使用了很多许地山从牛津大学图书馆看来的资料。

许地山（1893-1941）

   短暂的牛津生涯以后，许地山回到中国。1927年，在燕京大学任副教授，讲佛教史、道教与人类学。六年后的学术休假年，前半年他去了中山大学教书，《中国道教史》的序就在中山大学时写成的；然后，另外半年去印度游学，甚至还去拜会了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Tagore）。1934年回到燕京大学任教，1935年由于跟教务长不和而被解雇，同年，经由胡适推荐，南下香港就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
   许地山去了港大以后，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把港大原本传统的、“八股”的教学改为文学、历史、哲学的分科，又把艺术史与社会学、人类学的做法引进了香港大学中文系。从那时开始，港大的全部课程起了很大的变化。后来，抗日战争开始，他在香港组织了一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争协会，当时在香港聚集了有很多名人，包括徐悲鸿、胡愈之、茅盾。但是，许地山在香港的时间其实很短，1935年去香港，1941年8月，就在香港去世了。他死后，他的家人返回大陆，而他的藏书则暂时托存于香港大学图书馆。
   至此，“许地山的藏书及其宗教研究”的故事仿佛刚刚拉开帷幕。1951年，新建立不久的澳洲国立大学派人在亚洲购书，于是许地山的中文藏书被购往澳洲国立大学图书馆。在那批藏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地山的“地山”、“面壁斋”等藏书印，以及他自己根据福建音拼写的“Kough Ti Shan”的英文名。可以发现，他的藏书里边有不少道教的善书，大概有100多种，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他利用这些善书来写的作品。许地山的藏书里，有一本燕京大学燕京图书馆出的《道藏子目引得》，在这本书中，每一条他都做了笔记，这成了研究许地山的宗教研究很重要的文献。
   在许地山的宗教研究中，他受西方人类学的影响甚为明显。许地山研究扶箕，觉得这是一种骗术，他还从各方面进行了科学的考证。其实许地山所谓“科学的方法”，是文化人类学的一种研究理路。在他的《扶箕迷信的研究》这本书中，有趣的是他用了一些人类学的观点去分析民间信仰，认为其实是周边的人的观念影响到了扶箕的人，所以是一种交感的观念，可以被看成是交感巫术的一种。这种所谓交感巫术的观念，其实是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提到的一个观点。弗雷泽的书，在1921年到1925年间就传到了中国，周作人在《语丝》里边就曾经对此进行翻译介绍。1922年，许地山毕业于燕京大学宗教系，做周作人的助教，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他已经接触了弗雷泽的人类学的学说。等他到牛津的时候，就得以更加深入地去了解当时西方人类学是怎么看巫术跟宗教的。
   1926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李安宅把《金枝》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书名就叫《交感巫术的心理学》，193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特别提到，是许地山帮他校订的，所以我们可能也相信是许地山鼓励他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从这个背景来看，许地山的宗教研究，尤其是他对扶箕的研究，大概是受西方人类学的影响，尤其是交感巫术的这种理论被用在了他的民间信仰研究上。而且，现在收藏在香港大学图书馆的许地山的英文藏书里，还可以找到许多这位学者的著作，包括Psyche’s Task: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Influence of Superstition on the Growth of Institutions、The Scope of Social Anthropology、The Worship of the Nature，以及The Myth of the Original Fire。所以，许地山受西方人类学的训练，是可以从他阅读的这些著作里面找到线索的。
   许地山去世很早，从1894年到1941年，寿命只有不到49岁。作为现代著名的作家，他的小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看，但是他的学者身份却蒙上厚厚的历史尘埃，变得隐而不彰了。他的《道教史》、《扶箕迷信的研究》这类书现在很少人看，很少人引用。而其实他的学术研究远不止于此，他还曾为哈佛燕京图书馆编了一本《佛藏子目引得》，这本书今天还可以买得到；他也曾经做过《道藏子目通检》，但在等待出版的过程中，香港沦陷，商务印书馆保存的组成这本书的三万多张卡片全部失散。如今，我们追寻许地山的宗教研究、彰显许地山的学者身份的重要凭借，除了他曾经出版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外，他身后散落在香港大学图书馆、澳洲国立大学图书馆的中英文藏书愈加显得重要。
   许地山其实是一个知识面很广的学者，通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梵文，还有希腊文，受过传统的国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训练。他是早期研究中国宗教的一个开途者，打开宗教研究途径的一个学者，而且是引进了西方的科学理论和人类学的知识来进行宗教研究的一个学者。但是到今天，他的研究路线、研究方向，在中国其实还没有人去继承。
   在这个关于“许地山的藏书及其宗教研究”的研究历程里边，我有很多感触、很多伤感，尤其是看到许地山的藏书。其实，学人跟藏书往往是分不开的，但是一个学人的藏书到最后下场是怎样？现代的学术体制下，许多学者的丰富藏书，最后命运都很令人伤感。在很多情况下，就算是有将藏书送给某些大型图书馆的提议，很多都不肯收纳。学者的藏书将来的下落，在生前其实根本不敢想象。
   目前，我正与我的老师、研究道教史的专家柳存仁先生进行一项长期的工作，为澳洲国立大学Menzies Library所藏的许地山中文藏书撰写提要。这份手稿，现在一共有五本笔记簿。最近又在澳洲国立大学图书馆新发现了100多本许地山的线装藏书，其中单是佛教、道教大概就有六七十种，所以，这个工作还将在日后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