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汉诗歌中能够看出一种特征性的观念——一种很强的人生有限、总归要死的意识。首先看汉武帝的《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文选》卷四五）
  《文选》中附有序文云：“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宴，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 
  《秋风辞》是否真为武帝所作，尚存疑问。若真是武帝所作，则可见当时他在追求长生不老。末句“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确实表明了对于日渐临近的衰老的痛切感触。武帝“祠后土”这种郊祀仪式与封禅仪式皆与武帝对不老不死的追求密不可分。
   另外，《秋风辞》中还出现了比喻成“兰”和“菊”等的“佳人”，在《楚辞·九歌·湘夫人》中，“佳人”含有“降临至湘水中的神”之意。武帝作品中的“佳人”或许也是那样古老原始的“神”，能够让武帝长生不老。
   其次，在《郊祀歌·日出入》中，也能窥探出对死亡的恐惧。所谓：
   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观是邪谓何。……（《汉书·礼乐志》）
   晋灼注云：“日月无穷，而人命有终，世长而寿短。”“言人寿不能安固如四海。徧观是，乃知命甚促。谓何，当如之何也。”意为与太阳月亮、与自然规律的无限运行相比，人的一生就显得很有限。
   再如，武帝第五子刘胥的诗歌中也有关于人生的阐述：
   欲久生兮无终，长不乐兮安穷。奉天期兮不得须臾，千里马兮驻待路。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为苦心。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悰为乐亟。……（《汉书·武五子·广陵王胥传》）
   意为：虽然盼望长生，但人生必定会走到死亡的那一刻，那为什么还要自寻痛苦呢？
   还有，杨恽赠友人孙会宗的书简中，也有一首诗写到人生应该快乐：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汉书·杨恽传》）
   上举众例，集中于西汉中叶到后半期。但其实这样一种人生思想在先秦时就已经存在了。人生短暂、转瞬即逝，这样的语言早在《左传》、《庄子》、《史记》中就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孟孝伯（仲孙羯）语：“人生几何，谁能无偷？朝不及夕，将安用树？”是说人的一生很短暂，就得过且过吧。在《庄子》中更有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话：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郄，忽然而已。注然勃然，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庄子·外篇·知北游》）
   但是，这种人生意识变强，悲伤程度加深还是在汉代。《古诗十九首》正表现了这种特征性的思想。如：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其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其十一）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其十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郊祀歌·日出入》中是把自然规律的运行与人的一生对比起来说，从而更加强调了人类生命的短暂。为加深对这种对比的理解，我这里举出关于时间观念的例子。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日本学者真木悠介和加藤周一等总结出以下几种时间观：
   a) 原始共同体：反复型的时间
   b) 古代希腊：圆环型的时间
   c) 犹太教、基督教、圣经：线段型的时间
   d) 近代社会：直线型的时间
   其中，近代社会的直线型时间，和我们今天相同，从过去，经现在，到未来，是有可能用钟表来计量的时间。至于犹太教、基督教的时间观，以天地创造为开始，完结为终点，属线段型。而在原始共同体中，时间被认为是相同的事情反复地重复，正如季节周而复始地运行。古代希腊的圆环型时间观与此相似，而更从数量上认识到时间的长度。
   明白了这几种时间观，我们可以利用循环型与直线型（或称圣的时间观与俗的时间观）这两个时间标准来思考先秦汉代文学中的人生问题。在《诗经》中就有为数不少的诗表现出循环型时间观。中国古代神话也是被循环型时间所支配。
   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安定了，就可以根据循环型时间进行祭祀，就不会产生不安和怀疑。一旦那种安定的共同体社会瓦解，原来的构成人员就会对未来感到不安。回到安定的过去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安定的未来是否能够到来还不知道，这种不安感，就通过直线型时间表现出来。这样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在神与人关系变得不安定的战国时期至秦汉时期，“人生过得非常快”、“仅有一次”这样的表达增加了。
   那么，为什么到了汉代，这种表达变得更加强烈了呢？我试着从《太平经》这本书进行探索。此书的成书时期众说纷纭，但大多认为其最可能是以西汉成帝齐人甘忠可所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为基础充实而成的，可以说此书反映了两汉时代的思想。其卷九十云：
   今人居天地之间，从天地开辟以来，人人各一生，不得再生也。自有名字为人，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长也，而尊且贵，与天地相似。今一死，乃终古穷天毕地，不得复见自名为人也，不复起行也。故悲之大冤之也。
   认为人只能有一次人生，只要一死，就一直到天地完结的那天也不能再生，因此倍感悲伤。这是基于有始有终的直线型时间观。
   但与此相比，天却是永远存在，不会消失的。正如四季变迁，最终都要回归本来，这体现了循环的时间观。《太平经合校》卷五二云：
   “天道常在，不得丧亡，状如四时周反乡，终老反始，故长生也。”这里，人的时间和天地的时间被进行了鲜明对比。一般人都可意识到人的一生是沿着直线流动推移，不能返回。但当知道了有两种类型的时间：一种是直线的，一种是循环的，并把两者进行对比之后，这种意识才变得更加强烈，悲哀的感情也变得更加浓烈。
   另外，《太平经》中还有一段笔者非常感兴趣的记述：
   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太平经合校》卷三九）
   意思是说前世人犯下的罪，必须要后世人来承受灾祸，使其从出生那刻起就背负着罪。《周易·坤·文言》中有一句类似的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因有这样的思想，在佛教传来时，其因果报应的说教便顺理成章地融入了中国社会。但是，《太平经》强调的并不是“积善”，它所强调的毋宁说是“积不善”。在汉代，用“积不善”来向人们解释为什么现实中充满不幸，可能更容易被接受。《太平经合校》卷六七：“愚生不开达，初生未尝闻，人不犯非法而有罪也。”这里，有一种即使不做触犯法律的事也是有罪的想法。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罪，这种自知意识很接近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两汉诗歌中那种悲哀感，是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被这样一种“不安”所支撑着？
   汉代官僚经常有供一个人自我沉思反省的专门场所。例如，大司农田延年在获罪被告发后，紧闭阁门，不出斋舍，最终自刎而死。《汉书·酷吏·田延年传》这样描述道：
   延年曰：“幸县官宽我耳，何面目入牢狱，使众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闭阁独居斋舍，偏袒持刀东西步。数日，使者召延年诣廷尉。闻鼓声，自刎死，国除。
   根据吉川忠夫所说，还有其他汉代人在斋舍或斋室内进行忏悔坦白的例子，如韩延寿、吴佑等。汉人这样做不是因为诚实或受不住良心的呵责，而是由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有着这样一种共通的观念。

   虽然汉代诗歌中，自我反省的场面几乎没有，但是创造文学作品的人并非与这样的斋室无缘。恰恰是在汉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显著的这种与时间推移有关的悲哀感情，并不是与这样一种罪的意识或者忏悔告白绝对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