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浩（Hoyt Tillman），哈佛大学博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宋元思想史研究。著有《功利主义的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朱熹的思维世界》、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等，编有《宋代思想史论》。
时间：2008年10月27日
主持：复旦大学哲学系吴震教授

   这个题目可能有助于大家了解美国朱熹研究的情况。美国的方法论不同，而且写文章的方式不太一样。我的意思不是美国的方式好，只是传统不同而已，中国有自己的写法。
   我先说一些背景，然后讨论三位学者的研究。明朝末期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起初他们认为佛教比较流行，便于传教，就身穿佛教的衣服，但是中国人把他们看作佛教的另外一种，而真正有地位的人，如士大夫是不穿佛教衣服的。对中国传统情况有所了解后，传教士们开始学习中文，并找到了一些——特别是从儒学上——与自身宗教较为接近的观点。他们得出结论，孔子、孟子和五经这一类古代思想较接近欧洲天主教的思想，而朱熹的四书和科举的影响则把儒家的传统理性化，改变了儒家的古代思想，不太适合天主教。尔后，传教士把所做的这些改变汇报到罗马。这在欧洲引发了辩论，有人批评他们将天主教与儒家思想混为一谈。
   这一背景还有另外的重要性。耶稣会传教士把孔子、孟子提出来，其地位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高，认为孔孟更适合天主教的教导，于是就把孔子变成了Confucius。除了古代思想家外，这一系统并未继续传承，比如没有把朱熹变成类似拉丁文的叫法。事实上，他们看重汉代之前的中国思想，这对后来的美国有很深刻的影响。随后很多人用德文、法文、英文等翻译了《论语》、《孟子》和《道德经》。然而，宋代的相应材料却少有人译成英文。
   下面来看陈荣捷的研究。陈荣捷老先生已经去世了。他是一位华人，在夏威夷长大，哈佛大学的博士。做研究生时，他专门研究中国哲学。有次答考，他的一位老师洪业先生问他一个关于《道德经》的问题。陈先生很难回答，因为当时他只对儒家的思想感兴趣，对老子等几乎没有兴趣。陈荣捷要做中国哲学，可以说是以儒学为主，尤其是要改变美国人对儒家思想的看法。为此他有两个很大的方案，其一是他翻译了很多宋代的材料，或许最有名的要数《近思录》。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贡献。另一个大方案，他觉得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的立场在欧美文化界影响太深，一般欧美的知识分子所知道的孔子或孟子受到西方宗教背景的影响，他要改变这一状况。
   1982年我参加了在夏威夷召开的一个关于朱熹的国际会议。我做了一个报告，关于朱熹所提及的“天心”，并就此做了一些哲学上的新的考察。做报告时，我便注意到陈先生很有意见，可是他没说什么话。会后，因论文集里前辈的文章已足够，我就把自己那篇文章改定寄给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学刊》）杂志。他们转给了两位审稿人之一的陈先生。尽管审稿报告未写姓名，但是其立场鲜明，我很清楚是谁写的。陈先生看了，火了，说老外看中文太少，把“天地之心”糊里糊涂看成了“天心”，不必考虑。大概83年，在长沙的旅馆，我又遇见了陈先生。他觉得我是要把朱熹改成一个基督教徒，强调“天”是耶稣会传教士把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配合。从那时起，我们就有机会交换意见。后来他也收到了我寄去的《朱子语类》中相关的段落。他必须承认朱熹是利用了这个字，尽管他一直觉得在朱熹思想里完全没有“天心”这个意思。
   了解陈先生的重要性在于他的立场。他本人相当佩服朱熹。大约是1987年，国内在厦门开了讨论朱熹的会议。会后，陈先生去了朱熹的坟墓。那时他年龄很大，仍在朱熹的坟墓前磕头，而且磕完头说，他一辈子向两个人磕头，一位是他的母亲，另一位就是朱熹。他在美国要实行朱熹的那个道统，可以说把自己也绑在那道统里面，以代表朱熹的思想。你们看他翻译的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手册》）。那本书从五经开始，一路下来，可是关于宋代那部分，就是北宋五个主要人物，周敦颐、二程等等，而南宋只有朱熹和陆九渊。金元也没有，陆九渊就到王阳明。我与陈荣捷的研究方向有不同的地方。虽然我承认他有很多很大的贡献，但是我总以为他研究的这个范围有点太窄了。
   例如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陈亮和朱熹的辩论。我觉得陈亮有些话非常清楚。他胆子特别大，而且敢说。与朱熹辩论时，他说，那时老子等一些人对古代很有意见，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三代等等很有怀疑，对政治不抱什么希望，因此孔子把历史材料洗干净，给政治一个大的希望。再进一步，陈亮就说朱熹你应该跟我合作，把汉唐的历史洗干净，做我们当代的“正大本子”。因为我们现在的政治问题是新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新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看到这些材料，就觉得中国文化很复杂，有多元性，有用的观点在朱熹的那个正统里不多，而在那个正统之外却有很多好的意见。同时晚年陈亮等人的一些看法有时比较接近我们当代问题，所以更适合做当下的研究。
   后来我写的《朱熹的思维世界》一经出版，美国的一些学者很有意见。他们也不看我之后在中文版内对他们的回应。我写这本书的另外一个目的在于同哥伦比亚大学的陈荣捷与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辩论。陈荣捷先生虽然并不正式在哥伦比亚开课，但是他每个月有一个周五是要到了哥伦比亚讲学。讲学之余，他就留下参加新儒学的座谈会，每月一次。可是我有一个困惑，就是看很多人的文章，他们乱用道学、理学和新儒学，而且他们没有说清楚这个词的含义。连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儒学座谈会上，最重要的三位学者，他们利用“新儒学”这个词就有相当不同的地方。陈先生的用法是周敦颐、二程到朱熹，很窄的范围，很清楚地受到朱熹本人，以及元代所编的《宋史·道学传》看法的影响。这是狭义上的“道学”。狄百瑞的用法可以说是相反的。我与他辩论以后，他说得很清楚，“新儒学”比较接近“理学”，可是比“理学”还要宽，所以他把“理学”的范围再扩大，就是“新儒学”。俩人经常合作，每个月开会，不过看起来，他们并未注意到在用词方面是相反的。第三位是谢康伦（Conrad M. Schirokauer）。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朱熹的政治思想。他的立场同他的两个朋友也有很大区别。他注意到了我写的陈亮那本书。他看得很仔细，我避免用“新儒学”这个词，而是用“道学”这个词。他与我探讨过这个词。谢康伦的看法是，“新儒学”不是“道学”，不是“理学”，与所有中国所用的词汇不同。“新儒学”，Neo-Confucianism，是我们欧美的一个词，因此我们要它包括什么，就包括什么。虽然我觉得谢康伦的说法有问题，但我很佩服他想出来的理由，并很清楚地表述出来。所以我强调无论是用“道学”还是“理学”，希望能说清楚你用的这个词的范围是什么。
   现在讨论余英时老师《朱熹的历史世界》那本书。余先生对朱熹的研究很有意义。我是他早期的学生。他多半的学生是东方人，他们了解得比我多。评论自己老师的书有点不方便，可是我没有办法，必须讨论。原本我不想写书评，可是杂志社压力很大，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哲学》杂志发表了这一书评。
   1970年他第一次到台湾，碰巧我就在那。我非常高兴，就去拜访他。他说要不要去拜访钱穆先生，我说那更好，他就带着我去了。这次拜访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钱穆先生的房间内到处都放有朱熹的话，钱穆先生还自己用毛笔写下来挂在墙上。说到钱穆先生，起初，他可以说是一位考证的历史学家，对宋学包括朱熹，有反感，因为他受到清代考据学的影响。可是到他晚年，他花了很多工夫来写《朱子新学案》。那时国内文革，朱熹不受欢迎。他就特别在那个时候要写这样一部书。余老师过了七十岁后，对朱熹很有兴趣，在这之前对朱熹兴趣不大，主要在汉代和清代。所以当初我做朱熹的研究，他总有这样的一点意见。我的朱熹的这本书和他的那本都是由台湾允晨文化公司出版的，而且两个书名很接近。然而他书名的这个改变也表达了他的意思。在我看来，同狄百瑞辩论，我是强调历史和政治文化斗争。可是从余先生的这个立场，我做得不够。他就把“思维”用“历史”这个字代替，觉得我在历史方面不够，不够强调政治文化斗争。另外，他写那部书时，几次打电话来，与我讨论宋代的历史和思想，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好像他写这本书是他一辈子，至少我有机会看见他的时候，最快乐、最得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这一点像他的老师钱穆先生，到年龄大了就变回到研究朱熹的思想上。
   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可惜，在我看来，虽然他有这个立场，批评哲学家过于注重抽象的问题，强调我们要注意到宋代的政治斗争，而且他对道学和理学的分别说得很清楚，可是他不研究这些，此外现在大家都用“理学”这个词，所以他也就用“理学”这个词。而这对他所要表达的立场有一点不利，因为他用的这个词已经具有哲学性的含义，而且消灭了政治文化的那部分。
   总之，希望大家能借此完整的“路线”看得更清楚。几百年以来，开始西方没有太注意宋代的思想，而多注重古代先秦部分，之后才注意到12世纪朱熹的思想。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陈荣捷老先生。他之所以要强调朱熹，就是针对美国世界，针对基督教、天主教对我们了解朱熹的影响。我自己研究朱熹，一方面因为它是宋代以来的思想，可以利用朱熹与其他宋代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的辩论来了解中国人的想法；另一方面希望中国人了解，儒家思想是多元性的。当然，朱熹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余先生的这个例子就更清楚了，他与陈荣捷的承担完全不同，他有政治上的意义。你们看他的书就很清楚，我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