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著有《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国学与汉学》、《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等。
  
   时间：2008年11月12日
   主持：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教授
   我们今天讲所谓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要讲的内容有几个方面：第一，了解之同情不是陈寅恪的治学方法；第二，了解之同情是针对什么而言的；第三，陈寅恪自己的治学方法到底是什么。
先讲第一个问题。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的审查报告中说了下面一段话，“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很多学人都根据这段话把了解之同情当作是陈寅恪的一种治学方法，比如王永兴先生。另外，严耕望先生在讲陈垣和陈寅恪的治学方法的分别时，说陈垣是述证，陈寅恪是辩证。实际上，史学二陈的治学方法是不是有明显的分别，显然跟那个时候对了解之同情的解读有关。
   所谓了解之同情在陈寅恪那里有很多例子，但是，我们是不是因此就说了解之同情是陈寅恪自己的方法呢。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材料不够，所以一定要以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才能了解他真实的想法。但他在上面引的那段话之后接着说了另一段话，“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这种排比解释就有一个系统，往往会用自己的境遇、环境的影响跟知识去重新建构，这样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把这些话联系在一起就会很明显地看出，陈的意思就是说了解之同情是不得不如此，因为材料不够。通过解读《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我们澄清了“了解之同情”并不是陈寅恪所主张的治学方法，更不是他自己的治学方法，他对了解之同情的办法所持的态度基本是否定的。
   第二个部分要讲的是，了解之同情不是陈寅恪自己的治学方法，那它是对什么而言的？当然是针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而言。那么了解之同情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到底是批评还是表扬？可以说它是一个有条件的肯定。说是有条件的，是相对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当时的整理国故，一个是当时的古史辨。这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讲得非常明确。他讲到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去古人真相愈远的时候，首先举的例子就是那个时候讲墨学的人，而他认为这是当时整理国故的一个普遍问题。第二个就是古史辨的偏弊。古史辨作为破坏是有功的，但按照陈先生的说法，古史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历史眼光。历史的事实是要靠当时的记录和后来的一些说法才知道的，而所有的概念性集合都是后出的，所以会有用后来的眼光看问题的情况，但这会有偏误。古史辨只看到了前面的问题，但不知道后面不断发展出来的集合概念的源流变化仍然是一个历史。
   陈先生为什么否定古史辨呢？因为他说古史辨一个是翻案文章，再就是有否定所有的中国古史的偏向。陈先生把冯友兰的书跟顾颉刚的古史辨比较，认为冯友兰的做法还有史学通识的。这是陈先生相当于整理国故和古史辨而言对冯友兰的书的肯定，以及对冯友兰的了解之同情的做法的肯定。但我们不能由此就说这是陈先生本身的治学方法。这在陈先生《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中讲得更加清楚，涉及陈寅恪先生对两宋的学问的看法。
   陈先生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的表扬是说他用了西洋的哲学概念去解紫阳之学，他觉得自成系统，别有创获。但其实陈先生不太赞成用西洋的系统来调理中国的史实。陈先生认为，中国最高的学术思想的代表时期就是两宋。但陈先生对宋的认识跟后来人对宋代历史的认识是有很大分别的。他认为那是中国思想学术的一个高峰期。如果用陈先生那样的标准去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和下册，很显然，它跟陈先生本身心目中所期望的距离相当远。
   我下面讲第三点，就是陈寅恪先生治史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一点，简单地说，对于历史，他的做法就是长编考异之法。从文献的角度，包括内典的角度，可以说就是合本子注。但是从思想的角度，或者从他的哲学的角度，他对于格义的办法也不否认，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推崇。
   作为历史本身而言，他用的还是长编考异的办法。最能体现陈先生的一个认识的，其实是他在1948年为杨树达《论语疏证》所写的序。这代表了他希望通过对杨树达的著作的评论来表达他自己的意见。按照陈先生的说法，杨树达所用的办法跟宋学，也就是宋代司马光那些人治史的办法是一样的。为什么说长编考异的办法是陈的基本和主要的办法呢？长编考异的办法到底有什么高明呢？傅斯年讲史学就是史料学，其实有两点：第一，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记载，可以相互比较而近真。但近真还有两个问题，一是“真”这件事情究竟如何？二是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去记录这件事？我们永远不能重合历史的真实，也永远不能去重合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去记录这样一件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地考究逐渐接近，在接近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丰富对历史的认识，还可以提高我们的智慧。只是，这就要有一个历史本身的时空联系，要借重外面的很多的理论、框架、条理。傅斯年除了讲到近真以外，还讲到第二个词，他说不同的事情之间有关系，通过比较，可以得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常常说研究历史要讨论规律。按照马克思经典的解释，规律就是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的联系。对历史而言，所有的事情都有联系。对于这个联系，我们通过比较，掌握联系的脉络头绪越多越远，对历史的所谓规律就掌握得越多。近真与联系这两点确实讲出了历史最重要的做法。按照傅斯年、陈寅恪他们的看法，这是宋代，特别是北宋的学者做史学的办法，即长编考异的办法。
   做文献跟做佛经的本子考证的时候我们要比较，这就是陈先生讲的合本子注的办法，就是把不同本子拿来比较，比较哪个是本文，哪个是后来附加的东西。合本子注的方法是陈先生非常肯定的办法，虽然它跟长编考异所针对的对象不一样，但做法是相通的。
   当然还有另外的办法，那就是格义法。这种格义的办法在近代特别多，就是拿中西学说来做比较傅会。这种格义傅会的办法在比较研究的领域当中，陈寅恪是痛批的，但是在思想史的层面、在哲学史的领域，他是赞成的。朱熹的理学其实就是一种格义傅会，但实际上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接受印度佛学当中中国特别缺少的形而上的抽象思维的那些东西，不过为了说这个东西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他又从先秦典籍中去找，这就是《四书》来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宋代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高峰，这显然不完全是史学的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朱熹他们的理学把中国的所谓思想学术推到了一个高度。
   我们到现在为止，真的有了哲学吗？哲学很复杂，跟日本有关系，中文中没有这个词，这是日本人根据中国古代的一些东西创造出来的。冯友兰他们的一套办法，就是用西洋的哲学来整理中国的古代思想，这套办法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但是问题也非常多。这个问题对于今后中国的研究走向的影响仍然在。但是这样的走向一直持续下去，我们真的还能够懂中国吗？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余英时先生有一段话，他说，他这多年的经验表明，用西洋的框架用得越少，贡献就越大。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要好好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