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   北京大学历史系
   罗志田，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外关系史。著有：《近代中国史学十论》、《裂变中的传承》、《国家与学术》、《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等。
   时间：2008年11月13日
   主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
   陈先生说过，在解释古书的时候，要“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但他有时候故意“不改原有之字，转用新出之义”。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古不今之学”就是这样的。他在1933年曾经说过短短一句话，“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这是他写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里面的。
   历来对这个话的解释不一。冯友兰认为这是陈先生实述自己具体的学术、工作和思想情况。可是当过陈先生学生的邓广铭根本否定这种说法。他们都是在八十年代末说的这些话。但直到现在，我们对这话的理解基本上还没有共识。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解释或了解其他人怎么看这句话，来探索陈先生自己的思想、学说及处世方式。
   逯耀东很早就说这话跟今古文经学有关，但又说也可以作为专治史学中的魏晋隋唐史来讲。这话有一些问题，因为前面的“平生”很重要。平生当然指以前，可陈先生做魏晋隋唐史是在1933年以后。汪荣祖说“不古不今之学”就是指中古史，他的说法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后来就有一些不同意见了。桑兵就说这话跟冯的著作的审查有关。桑老师比较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是中国大陆首个支持逯耀东说法的人，认为“不古不今之学”就是跟经学的今古文有关。李锦绣的理解更加具体，她把陈先生的不古不今之学跟另外一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联系起来，认为那句话是解释这个的，具体的“古”指的是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顾颉刚他们的疑古，“今”指的是胡适他们的整理国故。程千帆说这些人全都在胡说，尤其提到汪荣祖的说法与事实不合。程先生的贡献是指出了这个话出自《太玄经》，并特别点明和此话相配的是“童牛角马”。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黄清涟也注意到这一点，认为理解这个话最关键的是“童牛角马”，可惜他没有具体说为什么。黄先生说它的意思是兼涉的、调和的、不古不今、不旧不新、不中不西、亦古亦今、亦旧亦新、亦中亦西。我想这个说法大致接近陈先生的意思。
   按照陈寅恪先生自己的做法，解释词句，首先要认识作者的直接动机。陈先生在讲到用典的时候，提出了几点：第一，这个典故必须发生在要考证的这个作者做文之前；第二，要考虑用典的人对这个典故有听说和见到的可能。我今天就尝试用陈先生的方法来考察他到底用的是哪一个。《太玄经》是汉代的，基本上是符合所有这些规定的。此外，还有一些也符合这些条件的表述。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部分。
除了《太玄经》，陈先生还有闻见之可能的，就是杜牧的《献诗启》。那里面就有“不古不今，处于中间”。缪钺对杜牧钻研比较深，他把“处于中间”解释成是不受两派之影响，还要摆脱时尚，自创风格。另外，道教的精神中其实也有类似不古不今的表述，《庄子·大宗师》就有“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成玄英给《庄子》做的疏里就说这就是“非无非有、不古不今、独往独来”。我觉得这跟缪先生解杜牧的意思是一致的，很接近陈先生心里想的。另外还有一个《关尹子》，但大部分人把这本书视为伪书，陈先生不一定要用它。
   三个中间到底是哪一个，或者三个都有，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肯定。另外陈先生指出，要注意作者的直接动机以及他这个作品究竟想要做什么。这个作品是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那应该倒过来看一下这本书。陈先生审查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上册和下册，在审查报告里有一个直接的表述，就是冯友兰在开头和结尾都用瓶子和酒的关系来表述中国的文化或哲学到了什么程度。陈先生明确表态，主张用新瓶子装旧酒。这跟他说《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本书不改旧籍的规模，又要表述新知的创获是一致的，就是要在新旧中间找到一个结合。
   晚清提得很多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跟陈先生这句话的后半句“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有直接的联系。近代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葛兆光老师特别强调的甲午。在甲午以前和以后，同样的说法表述的是非常不同的意思。张之洞的《劝学篇》被认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表征。这当然是代表甲午或者以后的事。
   大部分人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就说陈先生要区隔时流。他想要划清界限的一些人不仅有胡适，也包括梁启超，包括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这些被列为东方文化派的人，也包括很多人直接把陈先生算进去的学衡派。所有这些人，他们的见解都有一部分是和陈先生相通的，可是也有相当程度的不同。所以 “不古不今”就是要跟所有这些人都不一样。他在《四声三问》里很明确地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成是同光的思想，而不说成是咸同的思想，这里面应该是很有分寸的。我想，这个话是有它的直接含义的，就是他对张之洞有认可的一面，也有不认可的一面，所以他要回到张之洞之前。
   他为什么要回到曾国藩呢？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基本指的是一个以儒学为中心的学说，而且他是主张“损之又损”的，这是《老子》里的话，下面就是“以至于无”。如果损之又损是可以以至于无的话，那“中学为体”基本就是一个象征了。而曾国藩是把当年的考据、辞章、义理、经世和孔门四科连起来的。简单说来就是，曾国藩时代的“中学”比张之洞时代的范围要大得多。陈先生一直想要做的，就是保存中国的某种东西，但是要接受另外的东西，让它发生转变。我猜，他之所以要回到张之洞和曾国藩之间，是希望有一个更宽的以维护中国的东西。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跟陈先生经常使用的另外一个词“非驴非马”要放在一起理解。他始终指出“非驴非马”有一个意思，就是要融合胡汉为一体。这个跟他后来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直接的关系。他曾经明确地说，李唐一族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取了“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我想这基本上就是“不古不今之学”想要做到的，但关键是要别创空前局面。这是“童牛角马”的一个含义， “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要相反而适相成”。

   陈先生讲“不古不今之学”不一定讲他做中古史，因为我刚才说了，他说的“平生”是1933年说的，此前他基本上没有做多少中古史。陈先生和章太炎都曾经反对民国新史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民国新史学比较偏重研究上古史。章太炎曾明确说，上古的历史对于中国的当时没有借鉴作用，不能致用。唐代这个时候是一个中外接触频繁的、各种文化碰撞的时代，比较切近近代。所以陈先生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本著作，他有一种经世致用的理想在里面，就是要报国。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里两次说到童牛角马，都是要特别强调中古的这段历史对中国的意义。我们不能说陈先生的“不古不今”之学就是要做中古史，因为那是后来的事，但是他往中古史转移，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一个读书人总要以某种方式来为国效力，若不上前线打敌人，也应该有某种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