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具特色、最有水准、也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的,要数唐宋诗词。美学家李泽厚曾经有一个判断:我们的传统文化光辉灿烂、博大精深,但里面有很多内容,随时代变迁,它的光辉会逐渐黯淡,有些价值会过去。但他认为只有一点是永远不会过去的,那就是唐诗宋词——唐诗宋词的价值是永恒的。这点我十分认同,我甚至想,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还写汉字,唐宋诗词的经典就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但为什么是唐宋诗词呢?我们的诗歌史源远流长,且不说《诗经》、《楚辞》,就连中国古代甲骨文中的卜辞中,也有很好的诗,而我们为什么单从唐宋诗词谈起呢?因为方块汉字单字、单音、单义,有平上去入四声的讲究,组成文本,最能发挥其审美潜能的要数诗词。虽然后来出现了散曲,也比不过诗词。诗词是汉语所能创造的文学中最精练、最美的一种。
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种种特点。与其谈论中国古人的生活艺术,还不如用“带有诗意”来描述:他们的人生态度、思维方式都带有诗意,是一种诗意的文化和诗意的生活态度。只有陶渊明、苏东坡才可以真正“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语),他们整个人生就带有诗的倾向,更不用说其写的作品了。
中国古代好的文学作品,都是趋向于诗的。且不论《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剧本中带有诗意的曲文和说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这不是诗是什么?即便小说也是这样,相对《金瓶梅》而言,大部分读者更认可《红楼梦》,我想正是因为《红楼梦》有一种诗的光辉。有人问艾青“什么叫诗?”他说:“诗,就是文学中的文学”。这句话放在西方文学里面不一定准确,但放在中国文学里面却再准确不过。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具文学特征、非功利性的,完全审美愉悦的东西,应该是诗歌,特别是唐宋诗词。
阅读和研究诗词,不妨将唐宋打通,作为一个完整的时代来看。虽然鲁迅曾经认为,“一切好的诗到唐已做完”,但宋诗也应包含在我们的视野中。重视宋诗,并非因为数量巨大,而是因为它包含了像苏东坡、陆放翁,还有王安石、黄庭坚、梅尧臣等人的作品。研究诗歌要兼顾唐宋,才能有更深的理解。词也是这样,虽然在宋代达到高峰,但如果只讲宋词,忽视唐五代词,还是会有重大损失,损失掉韦庄、温庭筠,甚至损失掉部分李后主的作品。因此我想用“唐宋诗词”来取代“唐诗宋词”的说法。
诗歌文本的准确解读
读书第一步要解决文献的问题。史学家陈垣曾教导学生不要轻信白纸黑字,他在《史源学杂文》中引用“无信人之言,人实诳女。”(语出《诗经•扬之水》)来强调所读的材料是否准确可靠。古代作品年代久远,文本在流传中会发生变化,即使是正规途径的出版物也难免出纰漏。
读书要讲究版本,选择准确的材料。以一个《唐诗三百首》的问题为例,198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哈佛东亚系一位西方血统的教授讲授唐朝韦庄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其中多次出现英文单词crow(即乌鸦)。原来,他所用的版本中,第二句繁体的“鸟”字被误为“乌”,且这一“乌”字被他赞为全诗的诗眼。所以,我们不得不注意文本的准确性。
今天的读者,对于古人的生活状态、典章与民俗、语言的表达习惯不甚清楚,解读起来也会发生偏差。钱钟书曾引用美国诗人Robert Frost的话:“诗歌就是一经翻译就不再存在的文本。”在将李白《长干行》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介绍给美国人的时候,著名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 )就对中国古代文本产生了误读。
唐宋诗词与现代人生
唐宋诗词相距我们已经十分遥远,但它并不是一个死的文本,而是依然生活在我们中间,现在人们还是要读它。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境遇,写诗就成为表达情感的途径。正如冰心所说:“恨不趁古人未说我先说”,然而,我们何必自己写诗呢,我们也可以读诗、读词。
在人生的各种关头、各种场合,都能找到好的唐宋诗词来替我们抒发情感。上世纪50年代,曾经有过一场关于李后主的词是否具有人民性的大讨论。讨论的结果当然是否定的:李煜作为一个国君,亡国离开金陵时悲吟“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垂泪对宫娥。”怎么说也跟劳动人民不沾边。但,恰恰是这样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君王的词作,却常常能叩动各种身份人们的心弦。
李后主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但政治上却无所作为。经历从南唐君主到北宋俘虏的人生遽变,他不禁感慨:“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正是这首词,在下乡年代孤寂、酸楚的雨夜,引起我——一个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带着革命使命感的青年——的强烈共鸣。
所以,鲁迅先生的话,我想修正一下。我以为一切好的诗词,到唐宋已被写完。我们的学术研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能让其他人更好地阅读,帮助读者获得更加准确可靠的文本,得到更加切近文本原意的解读。只有唐宋诗词还有阅读价值,在普通读者中还是活生生的,我们的学术研究,从整体上说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