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声音，我指的是在晚清以降，大概100多年影响中国人日常生活及文学表达的一种特殊形式——演说。学者们走出书斋面对公众发言，是他们所采取的一种姿态和策略。今天讨论的是，走出书斋对大众发言的中国现代学者，其姿态如何影响到日后文章的变革。

演说之于开启民智
   将学校、报章、演说并列为“传播文明三利器”，如此时尚的晚清话语，发明权要归于日本人犬养毅；而突出渲染“演说”的功用，则属于梁启超的精彩发挥。戊戌变法虽然功败垂成，但借助中外演说发展的大势头，日渐成为晚清志士乃至整个社会的共识。
   1904年，秋瑾撰《演说的好处》，称报纸之外，“开化人的知识，感化人的心思，非演说不可”，她还列举了演说有五大好处。在1902年到1904年间，国内有许多报纸提倡演说的好处。《益森画报》1907年第五期上刊出一幅《厮役演说》。作者敏感地将同为新学象征的“读报”与“演说”，置于“女学堂”门前，彻底落实了“传播文明三利器”的设想。

演说的其他面相
   以往我们过于强调对下层百姓的“口头启蒙”，而忽略了演说可能存在别的面相。譬如谈及演说，我们更多关注其在政治史上的意义，而漠视其在学术史上的贡献。
如章太炎1906年到1910年在东京讲学，以及1910年创办《教育今语杂志》，以“浅显之语言”，系统地“演述各种学术”。这类演说或“拟演说”，针对的是有较高文化水准的“读书人”。随着新式学堂的迅速扩大，此类带有学术普及与文化交流性质的演讲，得到了很好的推广。
   晚清以降的“演说”，可以是思想启蒙，可以是社会动员，也可以是文化传播或学术普及。更重要的是，这四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着互相转化的可能性。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谈论近现代中国蔚为奇观的“演说”，就有必要引入教育体制、白话文运动、述学文体等一系列新的维度，而不能再局限于如何“开启民智”。

演说与学堂之关系

   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曾畅想维新五十周年大祝典，“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演说者是各国专门名家，听众则是大学生。他如此坚定不移地将“演说”与“学堂”相勾连，大有深意。
一方面，演说之所以被关注与提倡，很大程度是因为可以作为学堂的补充；另一方面，学堂里的专业训练，又使得演说的内容及技巧大大提升。在这个意义上，二者互为因果，难解难分。就像梁启超设想的，学校、报章、演说三者同为传播文明之利器，只是因为国家穷，民众识字少，只好更多地依赖演说。
   将演说作为学堂的补充或替代，这一点得到晚清士人的高度认同。1902年，马相伯在上海创立震旦学院，章程里就提到设宽敞的演说厅。实际上，晚清以后，“演说”事业能迅速推进，学校确实是关键的一环。

  《益森画报》1907年载《厮役演说》图

文章体式的革新
   “演说”作为一种知识传播方式，甚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章变革。
   和普通的白话文一样，述学之文同样面临自我更新的使命。实现这一使命的，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积极从事的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可还有一条小路，比如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蔡元培以及鲁迅、胡适等人的讲学，面对新的读者趣味和时代要求，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述学文章采用白话，尤其是长篇议论文的进步，是白话文运动得以成功的至关重要的一环。
   “演说”一旦入文，酿成了现代中国文章的两大趋势，一是条理日渐清晰，二是情绪趋于极端。原先以典雅渊深著称的文章，如今变得直白浅俗；更值得关注的是，演说使文章表述趋于夸张，或尖刻，或奇崛，全都剑走偏锋。演讲的 “现场感”与“听众的压力”，很可能一直延续到书斋，渗透在思维以及笔墨之中。

以演说为著述
   不再满足于固守书斋的现代中国学者，开始走出校园，面对公众，就自己熟悉的专业发表公开演讲，而且借用速记、录音或追忆等手段，将“口说”变成了“著述”。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1962）成书时，作者颇为得意，其《小序》相当有趣： 
   口讲与自己撰文不同，而笔录与讲述之间亦不能说无距离。如果我自己正式撰文，也许比较严整而详尽。……紧严有紧严的好处，疏朗也有疏朗的好处。
   好一个“疏朗也有疏朗的好处”，一下子点到问题的关键，也说透了学术演讲之所以吸引人的奥妙。至于“顺其笔致而加以修改”，更是道出此类文章或著述的特点：因篇幅小，讲者（作者）不能不有所舍弃。但也正因此，面貌更加清晰，锋芒也更加突出。
   比起“文字的中国”来，“声音的中国”更容易被忽略。引入随风飘逝的“演说”，不仅是为了关注晚清以降卓有成效的“口语启蒙”，更希望借此深入了解近现代中国的文章风气以及学术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