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之眼”的缺乏
   十六世纪以后，西方人在谈到中国人的时候，总会提到中国人具有某种自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负呢？他们说中国人认为世界上只有自己有两只眼睛，欧洲人只有一只眼睛，而其它地方的人全是盲人。这种文献记载见于英国、葡萄牙和法国，法国著名的思想家伏尔泰也非常谦逊地认同了这样的观点。而德国的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虽然具有两只眼，但却缺一只眼，缺一只欧洲人的眼睛。我同样认为中国缺一只眼睛——用异域人的眼睛来观察中国，反观自身的第三只眼，我们可以称之为“异域之眼”。
   一些海外汉学家常常把自己观察中国的目光称“异域之眼”，其实异域之眼常常也是独具之眼。这个异域之眼对中国观察时间最久、范围最广、最深入、最细致，因此其价值也最高。大量域外汉籍中展现的就是异域之眼中的中华世界，它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不间断的、多变的历史图景，这就是若干年来我所关心的域外汉籍。
   从域外汉籍和文学研究关系的立场来看，我归纳了可以在五个方面展开的新的历史图景：首先是典籍的流传；其次是文人的交往；再次是观念的渗透；再往下是读本的演变以及典范的建立。其中典籍流传的问题也是我今天所要阐述的问题。所谓“汉籍东传”主要是指传播到朝鲜和日本。要研究典籍的东传，我们有哪些书可以用，在每种书中我们能运用的限度，以及需要注意些什么，是今天要论述的内容。
 
从十个方面来论述汉籍东传方法
   第一个方面：根据书目来考察。书目是对历史上人们藏书、刻书和售书的记载。我们根据书目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有什么书传入。朝鲜时代书目很多，日本书目更多，有请来书目，除了佛教书还有外书，有舶载书目，（详细的）有刊刻书目。当然，在中国也有从朝鲜和日本传入的书籍，中国人也做韩国和日本的传入书目。
   第二个方面：从史书来考察书籍交流。史书可以说是对社会状况的全面记录。跟书籍相关的史料，包括私赠、购买、刊刻、奉献等，这些都在史书中有记录，当然最为集中的记录是艺文志、经籍志。
   第三个方面：根据日记来考察书籍交流。朝鲜方面的日记主要有作为朝鲜使臣中国使行纪录的《朝天录》（明朝）和《燕行录》（清朝），其中有很多关于购书的记录，其中有关禁书的购买和记载特别值得注意。
   第四个方面：根据文集来考订。朝鲜时代文集的数量是很大的，现在影印出版的有《韩国历代文集丛书》3000册，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文集来考订当时书籍的交流情况。另外还有总集、选集、别集等。
   第五个方面：根据诗话来考察。韩国、日本历史上有不少诗话的记载，这些诗话多数是用汉文来撰写的，诗话的形式来自中国。韩国从高丽时代有《韩国诗话丛编》，共有126目，105种。日本有《日本诗话丛书》，收录了64种，其中有一半用汉文撰写。在这些诗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所讨论的中国文学，以及不同时代讨论得最为热门的是哪些问题。
   第六个方面：根据笔记来考察。笔记和诗话在体制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朝鲜时代的书在讲到笔记的时候，常常也包括诗话在内。日本的笔记里，有部书叫《菊窗茶话》，是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叶江户时期的雨森芳洲撰写的，他认为学诗的人应该多看诗话，这和中国人的观念不同。除了诗话外，还有很多小说，因为他们认为要学好汉诗文的写作，一定要学习汉语，要能讲汉语，学习汉语的最好方法是和中国人讲话，当然，碰不到中国人的情况下，最好的就是阅读小说。
   第七个方面：根据序跋来考证。通过序跋我们能够知道一些亡佚了的书，还能知道哪些书在当时特别流行，哪些书已经不太流行了。譬如十七世纪，朝鲜时代已经开始由学习宋诗转向学习唐诗，这在《宋诗钞•序》里有记载，而《宋诗钞》已经亡佚了。
   第八个方面：根据书信来考察。中国人和朝鲜人有很多书信往来，这些书信现在有些收集在朝鲜的文集里，有的专门把书信汇集成编，有的藏在奎章阁，有的则被私人收藏。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到当时双方提供和索取书籍的具体内容，从而可以看到当时书籍的交流情况。日本由于处于锁国时代，这样留存的书信不多。
   第九个方面：根据印章来考察。在中国，书中有古人、名人印章可让书价倍增，但在朝鲜，有部分人为了不让自己的书中图章被人挖走而不在图书上加盖印章，这给我们了解图书的流传造成了一些困难。但尽管如此，朝鲜还是有很多书中加盖了印章。在日本，这样的印章就更多了，日本曾经出版了专门的《图章印谱》，根据这些印谱，我们可以知道书籍是怎样经过公家或者私人一步一步传下来的。
   第十个方面：根据实物考察。这是采用综合的办法来考察书籍的流传。比如《唐宋分门名贤诗话》既可以根据书目考察，可以根据序跋来考察，可以根据史书来考察，也可以根据印章来考察。

   我要说明的是，根据实物进行考察，实际上是需要我们进行综合考察的。而我今天之所以来谈这样一个问题，也是想要说明要以综合研究的方法来进行域外汉籍的研究。虽然开始我们是分门别类地讲，但最终我想提出：研究是需要采用综合的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