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书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谱牒。古代中国重视家族制度建设，修氏族谱成为家族的重要工作，谱牒学也因此具有了分别门第高下的功能。发展到后来，谱牒不仅作为家族联姻、品鉴人物、入仕做官的根据，也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
   唐以后，战乱使得谱牒大多遗失，因此到宋代，重修家谱蔚然成风。这除了和宋明理学家强调家族观念有关之外，也有文学因素的介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到，南宋以后流行在书信中使用骈文，时人务切姓氏，合璧事类，其中各有类姓一门，姓氏就此成为专门的学问。另外，元代以后编氏族大全大都为写作方便提供资料，出现了大量的姓氏学著作，与谱牒不一样的是，这些姓氏书从史传中摘录人物事迹，其用途由辨明家族来源、姓氏门第高下，转向南宋后为文学创作提供素材。元代的氏族大全把过去的氏族谱和姓氏书两种不同功能合二为一，超越了原来家族谱系的狭隘功能，而具有了类书汇集文献便于查考的性质。
   晚清的“西学东渐”，不只为中国带来了具体的学科知识，连同汇总各门知识的工具书，也发生了由类书向辞典和百科全书的转化。考察西方辞典的编纂方法及内容如何与中国传统的类书体式融合，以至最终改变了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光绪本《尚友录》书影 
   从《万姓统谱》到《尚友录》
   明代姓氏书中最流行的，要数凌迪知编于万历年间并被收入《四库全书》的《万姓统谱》。凌迪知认为，之前的姓氏书或以姓氏身份的高低贵贱排列，或以姓氏来源、韵部、偏旁排列，且采录不广，体例不当。《万姓统谱》参考二十一史、地方志等史料，纵横交织编入了远自上古、近迄当代的姓氏及人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它：名义上是谱牒，实则将谱牒与传记结合起来，成为一部类书。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它编排杂乱，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因为它搜罗广泛、便于考订，所以在民间仍然较流行。
  《尚友录》刻印于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出自廖用贤之手，大体上沿袭了《万姓统谱》“以韵为纲，以姓为目”的编纂方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为“蒐采古人事实，以韵为纲，以姓为目，其例一如《万姓统谱》。诸所纪载，详略失宜，无所考证，盖亦为应俗作也。”
   而实际上，被《四库提要》批评为应俗之作而不予收录的《尚友录》在清代影响更大。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与《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六卷的巨大篇幅相比，《尚友录》精简为二十二卷，便于购买、携带、查阅。更重要的是，“尚友”语出《孟子•万章下》：“以友天下之善士之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书名典雅，更有树立人格典范的涵义。
作为姓氏书，《尚友录》广采博收，上古神话、先贤人物反而增加了其在民间的亲和力，尽管这样做无法完美兼顾“尚友”之名。廖用贤在序言中称此书“有资鉴于诗文”，延续了元代姓氏书撷取新鲜典故为写作提供方便的做法。虽然以韵为纲、以姓为目、采辑人物事迹的编纂方式并非其首创，但使之体例完善，发扬光大，并下启晚清以降“尚友录”系列图书的编印，在由类书过渡到现代辞书方面，《尚友录》仍承担了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尚友录》到《外国尚友录》
   1888年以后，在康熙年间已出《增补尚友录》的基础上，《尚友录》续集、三集、四集相继行世，所收人物也从截止于宋，而一再延展到“国朝”。到1902年，各自独立的《尚友录》及其续书开始转向整合统一。受这一出版潮流的影响，张元辑《外国尚友录》与吴佐清辑《海国尚友录》也分别于1902、1903年刊行。
   《外国尚友录》的编辑意图和意义，目前仅能从传教士福格斯所作的序中窥测一二。这位游历英、法、意、比四国的传教士提到，从中国人的立场考虑，要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相与观摩而尽善，尚友西人而自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知道“新政何者为要，新法何者为精”。因此，认为《外国尚友录》意义在于融会新知，从而“保我四万万黄种之人，富我二万万神州之地”。

从《外国尚友录》到《海国尚友录》
   二者出版时间相差一年，但编辑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尽管《外国尚友录》的学术体系已经舍旧趋新，而在编排方式上却与其时流行的《尚友录》并无分别。“分韵摘录”的结果，使译音不同的一个人往往分身在两、三处。《外国尚友录》传记资料基本摘抄自现成的西书译本与时人著述，且由“同学诸友”合作，在短期内编辑成书，故重复、错漏、资讯残缺不可避免。然而作为新内容与旧形式、新知识与旧趣味混杂的类书，具有时代标本的意味。
   而吴佐清独立编成的《海国尚友录》，不仅在编著态度上更加严谨，就编纂体例而言，也较《外国尚友录》更为精密。最大的差别在于吴氏完全舍弃了廖氏《尚友录》“以韵为纲，以姓为目”的成例，改“以时之先后为断”，有意识地割断了与传统姓氏书的联系。为当时的读者考虑，书的编排也全部采用了中国朝代纪年法，自唐虞至清朝同治时期，各个人物按朝代依次排列。每一条目中，只要涉及年代，也都同时注明中、西历。
   在序言中，吴氏说：“首先要破除鄙视夷狄的偏见……东西方各有自己的文明传统和盛衰时期，中国人应了解西方，此书为读中西方历史的学者提供方便。”由此可见，《海国尚友录》与传统姓氏书考订姓氏渊源的编辑意图已经不太一样。当然，将道德标准放在第一位，以“犯上作乱”作为收录人物的标尺，则使得《海国尚友录》与现代辞书仍有相当距离。

从《海国尚友录》到《世界名人传略》
   晚清统一翻译用语的吁求与编制中西文合璧表的实践，使得困扰两部外国尚友录编者与读者的译名还原问题有了解脱的可能。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倡议翻译的《世界名人传略》于是应运而出。
   该书是从《钱伯斯传记辞典》（Chambers’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选译而成，1908年面世，与英文初版相隔不过11年。与《尚友录》诸书的入选人物更多道德层面的考究不同，《传略》编者纯粹以历史影响，即所谓的“声名”为衡量尺度。反映在书名上，便形成了与“外国尚友”相区别的“世界名人”提法。全书以西文原名为依据，按二十六字母分卷，显示出不同于以前的以西学而非中学为根基的知识背景。为了方便不懂英文的中国读书人使用，《传略》又编制了按照部首排列的《世界名人汉译检查表》，以及依据生年先后排列的《世界名人时代表》附在书后。读者可以根据人名所在的页码提示，找到其在书中的相应位置。不必说，在传记资料的准确性上，《传略》更是超出前面列举各书许多。
   至此，传衍久远的《尚友录》编纂系统，在经过吴佐清“以时之先后为断”的改造后，最终与《世界名人传略》借鉴字典编排法的路数并轨合流。再跳脱“尚友”的外套，凡重要人物，“无论贤奸，悉为甄录”，人名辞典从古代到现代的体制转变才可算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