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重要而常用的词汇
      1. “修辞”，我用之来翻译早期西方的rhetoric，有两种意思，一种是修饰语言使之漂亮；另一种是给语言加上一种特别的说服力。后者是目的，前者是工具。
      2. “再现”，英文representation，我用之来说明一个文本不仅是描写一个情况，而且在语言层面重新构成对这个情况的体验。
      3.“自我指涉”，意思是对一个文本，不仅知道其内容、题目，而且也知道它自己的存在和形式。

汉赋
      汉赋是汉代的“大文体”，也是汉代的“大问题”。西汉大赋的名声，从扬雄开始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习惯把它看作是过分华丽、缺乏实质内容和感情表达的文体。但最近二十年以来，大陆、台湾和美国的学者对赋的文学批评更愿意承认赋的一些文学价值。
      我认为，西汉早期和中期的赋，有其特殊的美学因素，这在当时的文学、美学著作中能够找到印证。它与西汉末期元帝、成帝开始直至王莽时期有非常浓厚政治意味的经典主义有很大不同。我们知道，西汉末期的经典主义是比较完整的，不仅是扬雄对赋的批评，一直到对汉武帝时期整个朝廷文化，诸如音乐、礼仪、祭祀、诗歌都有批评。如《汉书•礼乐志》中有“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与朝廷。”
      我们再来看扬雄对赋体的批评，据说司马相如本是要用来讽喻汉武帝，可是因为语言太过华丽，所以汉武帝被其装饰迷惑而未能领会其批评的真正内容，这样效果与本意正好相反。我想，汉武帝聆听司马相如赋产生的愉悦感，不仅在字面上，而且体现在赋的诵读和表演上。从《汉书•艺文志》“不歌而诵谓之赋”可知，汉赋跟表演和诵读大有关系。西汉时所理解的汉赋的核心要素是：它既是某种诗歌形式，同时也是一门特殊的表演艺术，这一要素主要加强的是赋体的听觉效果。可是，司马相如所写赋的这一引起愉悦的结果，引起了汉末扬雄的批评。

西汉的文学和美学
      在《七发》中，枚乘意识到文字有近乎巫术般的疗救功效，这在战国和西汉的出土文献中似乎可以得到证明。譬如，《七发》中有这样的记载：楚太子有疾，吴客认为可以用中肯的言论、“要言妙道”来消除。《七发》其实并不是以这种方式来运用语言，它是以文学形式再现文字巫术，同时因为其文学设定，这种再现性是显而易见的。
      我很难想象枚乘的作品实际上能治疗任何人或达到巫咒的目的，相反，我认为其主要目的必然是通过修辞将美学快感和道德劝诫融为一体，一方面想提供娱乐，另一方面想通过娱乐的表达来超越娱乐，从而彻底离开娱乐。这是汉赋常用的技巧，也可谓汉赋的修辞核心。譬如，《天子游猎赋》中司马相如在语言层面模拟并表演性地再现了皇家文化的强盛和壮丽场景，一开始所描述的奇观被置换为精湛奇观的修辞，这是一种艺术语言的自我再现、自我指涉。他在语言层面上复制了皇帝世界感官可触的奇迹，这一部分既是作品的核心，也是其最长的段落，随即陡然终止，转为用朴素的语言来表达道德教训。
      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都是穷尽了奇观和语言，既夸饰了君主的荣耀，又试图转入道德箴劝。然而，一篇作品如何将这样不同的两部分连接起来昵？扬雄的答案是简单的否定。我认为，还需考虑某些流传于战国后期或西汉早期的语话习惯，欢愉的作品不仅是为了提供欢乐，也是通过对这种欢乐的接受来引导道德。而能够说明这种道德阐释最好的证据就是新出土的两种文献，它们都是对《诗经•关雎》的新解释，跟毛氏和西汉三家的诠释不一样。在马王堆《五行》帛书上，《关雎》这首诗被理解为传达了男性主人公的急切情欲。不过帛书最终表明，它其实是在传达对性的消耗的控制，并希望通过这个过程来引导礼仪规范。而上博楚简的《孔子诗论》认为《关雎》以色谕于礼，说明这种说法在这个时期一直存在并非偶然，这些都可以追溯到《论语•八佾》中“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战国后期到西汉初期，正是汉赋的兴起和发展的时代。我想提出，以色谕于礼也适用于赋体，因为“色”除了用于性或性欲外，其语义还很宽泛，涵盖感官吸引、广义的欢愉和欲望，也包括合法恰当的欢乐。
      就文本内在的文学层面而言，只有经历过最奢侈的愉悦之后，君主才回头自我转变，显示自己还是有仁有义的圣王。这里赋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的表演性的本质，当他在奏呈中赞颂和历数帝国的文化盛况，并用精湛的语言将之展现在舞台后，它就不仅描述了其听众（就是君主），而且还替君主实现了这种转变。所以《天子游猎赋》的最后一章并不是简单的直接讽刺，当赋中所写的天子转变为圣人的时候，这篇文本所奏呈的天子也是一样的，只是他面对的无非是诗歌里的另一个自身而已。所以，枚乘和司马相如仍是要致君尧舜的，不过他们的劝谏是通过颂词来表达。
      按照这种理论，人对快乐的欲望不可否认，同时这种快乐必须也完全可以通过礼仪来控制和规范。由于追求快乐是人类生存的本能，它既会带来道德社会解体的危险，也会滋生出对良好秩序的需求。实现秩序的手段就是制定规则和礼仪。在这一语境中，所有文学作品的表演，实际上都受到了礼仪规范的引导，因而能同时提供快乐与教化。
      我的结论是：为了了解和欣赏西汉赋的本质和起源，我们不可不承认最普遍的文学阐释，也不能忽视那时的修辞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