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超越一国历史之局限，以地域史的眼光来从事历史研究的必要性，被愈来愈多的学者所提倡。对于中国近代史而言，日本、朝鲜与之有着非常深的关联，在中国文明史的转型时期，作为媒介的日本所起到的作用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我的报告主要就关于中国与日本的近代历史是在怎样的密切关联的背景之下展开的为主题，分别就资料本身的问题以及有关梁启超的著述等三个问题来展开讨论。

首先，我们探讨一个梁启超研究中的日本方面的资料问题。

关于梁启超之国家观念的出色研究成果有张佛泉先生的《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一文（《政治学报》第一期，1971年），这一研究不是以日本作为媒介，而是直接与西洋人的原著相联系，来研究梁启超的思想，于是遇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困难。这是说，张佛泉先生将《清议报》上连载的伯伦知理（Bluntschli）《国家论》视作梁启超的译著，直接将此与德文原著Allgemeine Statslehre及其英译本来进行对比性研究。我们知道，伯伦知理是德国的研究国家学方面的大家，其著作在日本可以说构成了明治国家体制的基础性文献。在《清议报》上刊登《国家论》的时候，作者名字为伯伦知理，但没有出现译者的名字，然而后来该书以单行本发行的时候，却清楚地写明译者是“饮冰室主人”，即梁启超。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国家论》的开头是“第一章、国家之改革”，这与原著及英译本都完全不同。事实上，《清议报》连载的《国家论》并不是梁启超翻译的，而是梁启超转用了日本吾妻兵治用古汉语（即文言文）所译的《国家学》（善邻译书馆，国光社，1898年），并且几乎没有任何改动。吾妻译本《国家学》的开头是“第一章、国家之意义沿革”，梁在转用之际，缩短为“国家之沿革”，而结果在排印的时候又被误植为“国家之改革”。张佛泉先生的研究立足于这样一种思路：他把梁启超的文章直接与西洋的文献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以揭示梁启超受西洋近代思想之影响，而完全没有考虑到日本在其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这一因素。张先生的研究成果发表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人们以为梁启超只是在日本吸取了很多西方知识，然后将此传到中国。这就容易产生误解，所以我提出，开始研究的时候，对史料的出处及其演变过程，需要作一番追根寻源的功夫，否则就容易犯错误。

接下来，我想就日本文献对梁启超的著述具有何种意义之问题作些探讨。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有一篇将后事托付给康有为和梁启超而作的《狱中绝笔》（《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根据黄彰健先生的研究（《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已被认为是伪作。当初在康梁派的机关杂志《知新报》第七十五号登载的《谭嗣同传》（《清国殉难六士传》的一部分）当中偷偷地加入了《狱中绝笔》一文，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该《传》是从东京发行的报纸《日本》登载的《清国殉难六士传》翻译而来的，而《日本》登载的《谭传》中原本没有的《狱中绝笔》却在《知新报》的《谭传》中被添加进去，而且未作任何说明。作为“遗言”这样重要的资料，却无任何说明就被转载，其中必有值得怀疑的隐情。

政变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抵达东京的时间是1898年10月21日，康有为来东京则是同年10月25日，因此，11月上旬左右开始制作文书，后来看到11月27日发行的《日本》杂志上刊登的《清国殉难六士传》一文，于是将《狱中绝笔》插入《谭嗣同传》的译文当中，并将此转载于《知新报》（12月23日发行），由此伪装成这是“日本东京报”的文章。这是因为披上“日本东京报”的外衣，欲使出处不明的伪造资料赋予某种权威。这是我的一个推断。由此可见，日本对于梁启超来说，不仅仅是接受西洋近代思想的中转基地，而且也可以作为赋予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某种客观性的一种场所来利用，只是在此场合之下的梁启超利用的是《日本》杂志刊登的《谭传》，就此而言，这种利用是出于被动的立场。

第三将要介绍的事例则是，在日本这一政治、文化的环境当中，梁启超是如何主动地利用“日本”这一场所来从事著述的。

戊戌政变后，日本的亚洲主义者积极地展开了支援康梁等变化维新派的活动。东亚同文会通过其机关杂志《东亚时论》，大力表彰谭嗣同，便是这一活动的一环。针对于此，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担忧：公然支援亡命者，这对在华日本人的活动将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公开的支援活动不得不变得隐蔽起来。梁启超著名的《谭嗣同传》（《清议报》第四号，是《戊戌政变记》中的第五篇）一文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写就的。由盟友执笔的这篇文章，被视为是最有典范意义的“谭传”。然而，梁启超自己所撰写的《谭嗣同传》里面居然没有提到谭嗣同给梁启超的《狱中绝笔》这篇文字。作为“遗书”的《狱中绝笔》对于传记来说理应是最为重要的资料，尽管一度曾经插入在他人的文章的译文当中。

不过，梁启超也作了一个变换处理。这里涉及到康有为，原本在《知新报》“谭传”中只是作为辅助说明而把谭嗣同说成是康有为“弟子”的观点，却成了贯穿这篇《谭嗣同传》的一个基调。另外，就梁启超自身而言，他对自己与谭的最后的离别情景作了如下的描述：谭嗣同于政变后拜访了当时避难于日本公使馆的梁启超，向梁说了一句话：“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共勉之。”谭嗣同生前向梁启超口头叙述的《狱中绝笔》被改写成了“遗嘱”，而且这里还提到了在日本脍炙人口的“西乡”与“月照”这一分别担当生者与死者之角色的故事传说。所谓“西乡”是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志士西乡隆盛，关于他的故事，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要之，梁启超他们之所以要伪造这个《狱中绝笔》，然后借日本人之口，刊登在报纸上，后来又在梁启超撰述的《谭嗣同传》里面又伪造出一个离别的场景，目的就是要说明谭嗣同和梁启超、康有为是一种关系非常亲密的革命同志。

由此可见，梁启超撰述《谭嗣同传》之际，采取了支持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运动的立场，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梁启超通过《清议报》发表的《谭传》，主动向世人揭示了自己描绘的“谭嗣同像”，这与他身处亡命地的日本这一场所有着密切的关联。这里牵涉到事实和真实的关系问题，从事实的角度看，《狱中绝笔》是梁启超自己杜撰出来的东西，这是事实；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们满怀一片真诚的热情，想要发动维新变法，这种热情却又是非常真实而无可怀疑的。可以说，历史文献这个东西，如果我们不搞清楚它的来历及其缘由等问题的话，我们恐怕难以对此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从一开始读《清议报》上的《谭嗣同传》，一直到后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花了整整三十年。最后需指出的是，后来梁启超自己对《戊戌变法记》有一个自我评价，认为这是“感情作用所支配”之作，所以不能作为“信史”来看待（《中国历史研究法》），这一自我评价也可以适用于《谭嗣同传》。

附带说明一句，自发表《谭嗣同传》的一年半以后，梁启超在国民报社刊行的《仁学》杂志上发表了无作者署名的《谭嗣同传》，这篇文章将上述《清议报》“谭传”的叙述基调加以全部排除。关于这一问题，这里已没有详论的余地。我只想唤起一点：问题仍有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