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对徐光启的认识，是将他当作科学家或天主教徒——这当然是可以的，只是忽略了他的另外一重身份。作为一名接受儒家经典教育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徐光启自然还有他的儒学背景，他还是一名经生（classics student）。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考察这层儒学背景，对徐之后信奉天主教起到了何种作用。
   作为天主教的“开教三柱石”之一，徐光启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他四十多岁才中进士，但仕途较为通达。他曾作过经筵讲官，但所讲内容仍局限在四书五经框架之内，没有在经筵中向崇祯皇帝介绍西方思想。徐光启第一次和利玛窦接触，已经三十九岁，在这之前应该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思想。由于资料的关系，我们对徐光启早年的思想、事迹了解较少。学者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通过分析徐光启早期刊刻的三种经学著作，认为他研究经学偏向于后来考据学的路数，反对程朱理学的义理发挥。这个看法或许受到了王重民先生的影响，至于徐光启能否跟程朱理学决裂，我对此抱有疑义。
   要了解徐光启的理学观念，首先要考察他的文字是否可信，也就是说，那些带有理学色彩的文字，是虚应故事，还是他内心想法的真实表达。中国有关徐光启的传记，都认为他人格纯洁无瑕；当时西洋传教士的记述，也认为他信仰笃诚。根据中西两方面的材料，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徐光启会是一个在文字上弄虚作假、不真诚的人。而且他的文字能力极强，可以流畅地表达思想。
   《徐光启集》中保留的、反映他理学观念的文章，主要有三篇，一篇是科举考试的经义，还有两篇是任翰林院庶吉士时期的馆课(约作于1604秋到1606冬)。他在《赤子之心与圣人之心若何解》这篇馆课中，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虚”和“静”，这两个概念都是理学的词汇。他认为心若不虚，则有物乘之；有物乘之，则心动；心动，则不能静；不静，则有气来扰；气扰，则心惑。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清明不扰的心，就必须处于虚静的状态，所谓“天至虚故能灵而神，天至静故能动而化”。再进一步，如何能“致虚静”，徐光启认为根本在于“无欲望”。而“无欲”，正是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所倡导，无论程朱还是陆王各家都强调的。他认为“无欲者人性之常，无欲者天性之初”，要恢复“无欲”的天性就要“去欲”，而“去欲”则在“主敬”。关于“主敬”，朱熹这些理学家已经作了很多论述，徐光启也接受他们的思想，认为“敬则自然专一，专一则自然虚静”。如果不是精熟理学文献，是很难写出这样的文章的。徐光启在另一篇馆课《正直忠厚辩》中，认为“立朝以正直忠厚为本，愚以为苟求正直忠厚之臣，必以立心为本”，同样强调“心”的重要性。通过这两篇馆课，可以发现徐光启的思想观念是一贯的，也即注重“心”的作用，强调心的“虚”和“静”。只有处于虚静的状态，才能心无杂念，才会open-minded，才能接受别的东西进来。这种思想徐光启科举考试时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不是进入翰林院之后才有的。徐光启乡试的经义，开篇就说“圣帝之心，唯虚而能通也”。这也告诉我们，徐光启的理学观念是前后一致的。综合从乡试到翰林的文字，就可以发现徐光启实际上代表了主流的宋明理学意见，他主张“虚”、“静”与“无欲”，虽然在这时期他已经是一名基督徒。
   我们再回头看现代研究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研究佛教的学者许里和（Erik Zürcher）认为，徐光启思想崇实，不喜欢谈抽象的道理，而愿意相信实在的、实用性的东西。他反对佛教，是因为佛教不能经世；他喜欢天学，是因为天学较为踏实。但根据我们上面的研究，这个观点只描述了徐光启的一面，并不全对，其实徐光启也是能思辨“谈玄”的。谢和耐（Jacque Gernet）对此也有一个反驳，认为徐光启在尚实的同时，也重视“心虚”。这看似是一个矛盾，实际上牵涉到宋明理学深层次的内容。虽然从总体来看，徐光启的文章与理学牵涉不多，但这不等于说他不了解或不重视理学。他对“心”的强调与重视，是和宋明理学家一致的。“虚静”、“致虚”等内容，也是延续了宋明理学的思路。或许徐光启也是真的达到了“致虚”的境界，才能接受一种与自己的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外来宗教。至少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他接受了基督教义，但并没排斥传统的儒家命题；理学的思想与基督徒的身份，在他那里并不冲突。
   钟鸣旦将徐光启的皈依视为“知识型的转变”，他相信基督教，是基于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也就是思维上的彻底了解。因为这个原因，他既可以信教，又可以追求传统的心学、心性之类的知识。德国研究者Monica Ubelhor有一个不同于一般的看法，他认为在徐光启心中，宗教要重于科学，这和现在的主流看法很不一样。我倾向于他的看法。事实上徐光启相信新儒家的那套理论，他相信“致虚”，这样才能有一颗明净的心灵，这跟基督教的教义可以互补。基督教讲的是修身之理、修身之道，这对他加强对心学的理解是有帮助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认为明清思想史乃至中国思想史，有几个问题可以重新加以考虑。Gregory Blue认为，在徐光启看来，儒学只能调节人的外部行为，而不能触及人的心灵；也就是说只能“外王”，无法做到“内圣”。这个观点是有偏颇的。徐光启同样了解而且相信宋明理学对人的心灵的阐释。另一方面，徐光启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清代朴学的先驱，这个观点有它的道理，但我们也要看到他也受到了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我看来，徐光启这样一个中国缙绅士大夫，他一定既有讲求经世致用等“外王”的活动，也有追求心性治学的内在功夫，这两者可以互补，并不冲突。
   最后，我用谢和耐的话来总结今天的报告。谢和耐认为徐光启用天主教“补儒抑佛”的思想，代表了明末“三教合一”之外的另一种合一主义（syncretism）。徐光启强调实学，也强调心性；强调外王，也强调内圣，这也是一种体与用的合一。谢和耐有一个观点我非常同意，那就是，我们要想了解徐光启，就必须将他放回到他那个时代，放回到他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徐光启的理学思想，并没有阻碍他对基督教的接受，毕竟儒学不是宗教。在学术层面上，他对儒学有兴趣；在心灵信仰方面，他皈依了基督教，我认为这是一种会通，其中并不存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