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出于三：西方在中国的再次分裂及其影响
罗志田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演讲者简介：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外关系史。著有《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等，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
演讲时间：2019年4月3日
从北伐到抗战全面爆发的十年，是一个有争议的时段。不少学者视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那些年大规模的内外战争接踵而至，从1929年的蒋桂战争到1930年的中原大战，动员兵力远超过此前的北伐。随后就是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正式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又有上海“一·二八事变”和随后的淞沪抗战，1933年日军入侵山海关，中日签署《塘沽协定》。1935年又有华北事变，中日双方实际达成“何梅协定”。在如此战乱频仍、外侮迭至的时期，经济还能好到足以“黄金”称之，这种认识是对基本常识的有力挑战。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那十年的经济应当好不到哪里去。然而像“黄金十年”这样的迷思可以流行，多少表现出一些读书人因远虑而释近忧的超越性眼光。从思想文化言，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转变，可能就是王国维概括的“道出于二”。怎样因应这一新局面，则所见人各不一。胡适主张中国应当全盘接受现代西方文明，让文化的惰性去解决自身特性可能丢失的问题。梁漱溟也主张要设法调理“中国社会里的许多矛盾和冲突的点”，使其“不矛盾，不冲突”，否则只能互相牵掣，“谁都不能奈何谁”。“在这种局面下，最难对外，实在说也无对外之可言”。在他看来，中国问题主要是文化问题，而西潮冲击就是导致问题的主因。史家孔繁霱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明言中西之间的文化竞争，是比国难更严重的“大根本处”。他的话表达了很多人的共同忧虑。
中国在外患面前之所以不容易一致对外，就因为一方面许多人眼中的“根本问题”就是外来的，另一方面，关于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和可能方式，多数人也在向外寻求。进一步的困难在于，民初出现了“西方的分裂”这一重要现象，即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是一个由不同民族、国家以及文化构成的发展中的变量，在时空意义上是一个复合体。
正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苏联的出现，使中国人进而认识到世界发展有两种模式，一是英美式的，一是苏俄式的。那时大部分中国人是把俄国当成西方的，于是“西方的分裂”进一步显著，学西方的模式也分为两种，以前学的是英美的议会民主制，而苏联则是一党领导政府的制度，两者有根本的不同，但后者可以在短期内全面改变一个国家，从效率言更有吸引力。
随着苏俄支持的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的成功，中国到底是学苏联模式的西方，还是学英美模式的西方，更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命运的选项（实际也确实影响了中国的命运）。故北伐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基本上已从原来中西对峙的“道出于二”变成了一中二西鼎立的“道出于三”。这是一个过去关注不多的重要现象，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下面的探讨也从“新俄”对中国的冲击说起。
一旦西方分裂变得明显，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学习榜样的转变。“五四”前后出现了“从威尔逊到列宁”的转移，一些人逐步由陈独秀所说的“拿英美作榜样”转向了“以俄为师”。尽管一开始这只是部分人模糊的选择，对所有关心国是的人来说，“新俄”和“赤化”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是尼采的话，曾被胡适引用来定义他自己推动的“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如今他用来表述苏俄共产革命怎样转变了全世界的视听，可见他对此认识的深度。关键是在这一波全球“震动”里，中国首当其冲。对中国的多数青年来说，由于对“西洋文明本身的估价已有了绝不同的看法，‘新’与‘现代’也就都成了争论的问题”。这些人本“不曾领会得十九世纪西洋文明有什么永久的价值，现在听见西方有人出头攻击西欧文明”，自然容易接受。结果，“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杀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
说近代欧洲制度不提英国而独言美、法，似为那时的新风尚。在西方分裂的同时，美国逐渐兴起于西方之中。或鉴于此，张申府感觉有必要辨析胡适所“代表的不是西洋文化，他只是代表的美国化”。郭斌龢也说：
我国四十年来，所谓维新运动，花样虽多，一言以蔽之，不外舍己从人，模仿外国。自康梁以至共产，其揆一也。始而模仿日本，继而模仿欧美，终而模仿苏俄。最近虽号称反俄，实际不过模仿美国之势力暂时胜于模仿俄国之势力而已。不入于美，则入于俄。
所谓“不入于美，则入于俄”，很可以代表一些人眼中西方分裂后的新倾向。以前常被提到的英国逐渐淡出，而“欧化”的表述也显出了局限性，逐渐为“欧美”或更全面的“西化”所取代。这当然有个过程，此前“欧美”之说已不稀见，此后一段时间里，“英美”和“欧化”的表述仍较常见。受汪精卫影响的梁漱溟，那时关注着同样的问题，就以“欧化”对应“近代思潮”，而以“俄化”对应“最近代思潮”，自称“我平常所用欧化、俄化两名词”，指的就是“从欧洲近世社会所产生的‘法治’”和“共产党新兴的‘党治’”。
有意思的是，法国作家Alfred Fabre-Luce在1930年告诉胡适，那时的法国也有“不入于美，则入于俄”的问题。胡适因而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选项，即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去过苏俄的Fabre-Luce 立刻赞同，说苏俄“崇拜机械文明与科学文明，最像美国”，他在苏俄看到“处处宣传 Henry Ford 的传记”。类似现象胡适自己也曾观察到，因为福特模式的特点是工时少、工银多而货价低，却“得利比谁都大”。
“西方”模型的一分为二，对那些仍寄希望于西方的中国人冲击最大。从西方分裂出的俄化，因“独立”于欧化而形成与欧化的竞争，造成西化不可能全盘。而前引孟森指出的各类“现代”取向都受到质疑，又使非全盘的西化也极为困难。他们的困扰在于怎样西化，道出于三对他们更多是一种新的道出于二，以中国为思想资源的发展“模型”，本不在其选项之中。而不多的另一些人，则重新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以及参与竞争的机会。在这些人的心目中，道出于三要更加名副其实。
此前被视为单一的“西化”道路，如今分解为对立的“欧化”与“俄化”，与中国文化鼎足而三——“过去之中国可以说是伦理本位的文化，近代的英美可以说是个人本位的文化，最近之苏联可以说是社会本位的文化。”只要“假想英美的观念播入苏联、苏联习尚流行英美，是多么杂乱无章”，就可以知道西方那两套文化是“不易调和”的。结果是“三个不相协调的是非取舍混在一起”，互为剌谬，“矛盾之中又有矛盾”，使“中国人的思想老不得归一”，而“新社会秩序无由形成”，于是“永不得太平”。
可以看出，一方面，西方的分裂和全盘西化本身在逻辑上是紧张的，有显著的冲突。另一方面，很可能就是因为西方分裂加剧的危机意识，促使作为一个口号的全盘西化不能不提出。那些提出全盘西化的人虽无这样的表述，反驳全盘西化的人则提出了这个问题。常乃惪就说，全盘西化是“不通到极点的名词”，因为“西洋文化的内容是极复杂、极矛盾的”，各式各样的思想和主义相互“矛盾而冲突”，让“我们怎样去全盘接受”？如眼前“苏俄的集产制度和其他国家的自由竞争制度，能够一起接受吗”？
“不入于美，则入于俄”的概括，本是在说明西方在中国分裂后的新倾向，却也多少“预见”到此后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发展趋势。后来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便注意到“美国和苏联宣称分别代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倾向，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20世纪的开端。而我们从上文中可以看到，不少中国人也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点来观察自己的时代，似不无先见之明。这样看来，回顾这段中国历史的发展，也可以推进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
（蔡纪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