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真与写意：中古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地图解读
郭黎 圣母大学古典学系教授
演讲人简介：
美国耶鲁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圣母大学古典学系阿拉伯语与中东研究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后古典时期阿拉伯语历史文献、戏剧和开罗Quseir所见中世纪阿拉伯语经济文书等。著有Early Mamluk Syrian Historiography: Al-Yunini’s Dhayl Mir’at al-Zaman (Leiden & Boston, 1998), Commerce,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a Red Sea Port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Arabic Documents from Quseir (Leiden & Boston, 2004), The Performing Arts in Medieval Islam: Shadow play and popular poetry in Ibn Daniyal’s Mamluk Cairo (Leiden & Boston, 2012)等专著和论文等多种。
演讲时间：2019年6月12日
本讲对中古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绘制地图的历史和成就作一简短回顾，并讨论如何解读不同种类的的伊斯兰古地图，最后以这些地图及文献记载所见对中国的认知为例探讨中古伊斯兰地图的研究价值和局限性。
首先，对中古伊斯兰地图传统作一概述。
伊斯兰地图型制内分多种，一是“Idrisi型”世界地图，以卒于公元1165年的Sharif al-Din al-Idrisi受命所制世界地图Kitab Nuzhat al-mushtaq fi ikhtiraq al-afaq为原型的地图，然现存最早抄本为十四世纪，而通行本则是十六世纪。二是“KMMS型”地图，以阿拉伯地志类著作Kitab Masalik wa-Mamalik为原型衍生的地图，内含以卒于1283年的al-Qazwini和卒于1457年的Ibn al-Wardi为代表的ʿajaʾib文学传统（前者则是继承传自十一世纪的al-Biruni至十三世纪的Yaqut一脉的知识传统），有十五世纪帖木儿（Timurid）时期书帖画谱所存的地图传统，还有奥斯曼帝国（Imperial Ottoman）时期的地志卷轴（Tomar-i humayun）中见存的地图传统。除上述二型外，本世纪初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购入中古阿拉伯语写本Kitab Gharaʾib al-Funun wa-Mulah al-ʿUyun（学界多以Book of Curiosities名之，单列为“BC型”），撰者失佚，内含精美彩绘地图多幅，反映了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的伊斯兰世界观，甚为独特。综上所述，伊斯兰地图传统内分“Idrisi型”、“KMMS型”和“BC型”三种，而以“KMMS型”地图最为风行。
然而，伊斯兰地图传统源自何处？学界现存二说，一则希腊起源说，以哈里发al-Maʾmun时期的“科学院”（Bayt al-hikma）这个翻译运动中心见存之地图传统为据，认为是从希腊传统翻译而来。然对该地的考古发现则挑战此说，认为此“科学院”是al-Mansur或al-Mahdi时期为赓续萨珊（Sasanian）文教、争取人心而建，且以翻译中古波斯文及阿维斯陀文本（Middle Persian and Avestan texts）为旨归，而非希腊文献。二则倭马亚或阿巴斯王朝（Umayyad and ʿAbbasid）起源说，此说不乏文献和考古证据，故窃以此说为是。
所谓“KMMS型”地图著作，多冠以Kitab al-masalik wa-ʿl-mamalik, Surat al-ard或Suwar al-aqalim等名；体式固定，先述及世界概貌，而后依照阿拉伯半岛、波斯湾、马格里布、埃及叙利亚、地中海等序列详论穆斯林世界的城池、人口、道里、形势等等，并逐一对应所附二十一幅地图。此体式即伊斯兰地图“古典学派”传统（亦名Balkhi-Istakhri传统）。其奠基人是波斯地理学家al-Balkhi，后依次由al-Istakhri, Ibn Hawqal和Shams al-Din Muhammad al-Muqaddasi继承并发扬。其中al-Istakhri，来自法尔思省（Fars），其著作有Kitab al-masalik wa-al-mamalik和Kitab Suwar al-aqalim；Ibn Hawqal卒于988年，是驻于巴格达的行商，著有Surat al-ard一书。此外，来自突厥世界的“Kashgari型”地图约制于1072至1077年间，附于Mahmud al-Kashgari所纂《突厥语大词典》（Diwan lughat al-Turk）之中，其年代先于“KMMS型”，然内容图景却与之相仿。来自南高加索的“Khwarizmi型”地图亦先于“KMMS型”，其存于al-Khwarizmi所著Kitab surat al-ard的十一世纪初的抄本中。而晚于“KMMS型”的地图则有“Ibn al-Wardi型”地图，见存于1457年殁的Ibn al-Wardi所著Kharidat al-ʿajaʾib wa-faridat al-gharaʾib一书中。
综上，中古伊斯兰地图传统或承自倭马亚—阿巴斯王朝的本土传统，其形式分为“Idrisi型”和“BC型”的少数派，以及形制固定的“KMMS型”古典学派。
其次，讲座论及了阅读中古伊斯兰地图之方法。
如何阅读伊斯兰传统中各式各样的地图呢？Karen Pinto在其所著Medieval Islamic Maps: An Exploration (Chicago, 2016)中提出了针对“Idrisi型”和“BC型”地图的“写真/实”（Mimetic）取径，和针对“KMMS型”的“写意”（Schematic）的方法，并试图给出更好的阅读程序：从图形分析确定原型与原创者（Iconography-creator）、从语境确定不同时期的绘制者（Context-painter）以及从赞助人确定制图目的与功用（Patronage-patron）等三步骤。从图形开始分析，“KMMS型”古典学派地图多以陆地外围环海的整体布局为底，例如承自al-Biruni的al-Qazwini地图即如此；而其他图形类型另有所谓“七气候带”（7-clime-type）模式地图，或奥斯曼时期的地志卷轴，或T—O形状的地图，或受神话影响的地区地图，甚至包含汉地和朝鲜地区的“天下图”等等。而从语境讨论，我们以所谓“贝雅人”（ard al-Bujiya）这种今天分布于非洲马格里布以外地区及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al-Andalusia）的穆斯林在各种中古伊斯兰地图上的表现为例，可窥知这些地图所透露的创作者、绘画者和赞助人的身份信息，地图所反映的现实社会实态，以及中古时期穆斯林对其世界及其自身的认识。
最后，讨论中古伊斯兰地图传统对中国的认知。
文献记载所见汉地与伊斯兰世界最早的接触在八世纪怛逻斯之战时期，而十世纪Ibn al-Nadim所著Kitab al-Fihrist书中亦曾提及两位阿拉伯和汉地医生之间的交往。而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伊斯兰世界中逐渐流传关于中国的情报信息，例如两部关于中国的早期阿拉伯著作：Ibn Khurradadhbih约于870年所撰地志和约851年形成的《苏莱曼东游记》。前者述及连接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海路：自波斯湾巴士拉港（Basra）出发，经阿曼、亚丁，穿越阿拉伯海抵达印度和锡兰，继而经过马六甲海峡，最后抵达今广州（Khanfū）地区。而后者是首个以亲历中国之穆斯林商旅口述材料为据汇纂而成的旅志。而关于中国的早期记述尚有约十世纪形成的ʿAjaʾib al-Hind一书（述及穆斯林及犹太商人转贩汉地丝瓷）、al-Masʿūdi所撰《黄金草原》、失佚人撰《道里邦国志》（Hudūd al-ʿalam）、地志学家Abū Saʿid Gardizi之著述以及十二世纪末伊朗作者Marwazi的著作等。综上，蒙古征服之前的伊斯兰世界与中国接触日益增多，对东方的情报信息亦见丰富，而这种知识信息之广博确凿可谓绝冠当时。而相较于承自希腊、波斯地理传统的穆斯林大世界观，当时中国的地理图志更倾向于精确描绘汉地本土，或再论及边鄙远邦之情形。例如前述Book of Curiosities书中所见印度洋地图既揭示了九世纪亦思马因（Ismaʿili）教派向也门和印度的迁移情形，亦透露出彼时法蒂玛王朝（Fatimid）与印度间的微妙关系。另外，该书亦见两幅描绘阿姆河及印度河—恒河地区的地图，描绘了印度、印度洋诸岛、中亚和中国等地情形。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未曾描绘常见的“丝绸之路”，且其远通汉地的海道亦多承自九世纪早期的传统，然而该书之独特在于详载一条经由信德（Multān城）和印度河谷，途径北印度（Kannauj城）和藏地而通达汉地的孔道，且独见于此。自七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唐蕃关系之缓和，经由藏地联结中印的交通要道渐为商旅僧使所重，伊斯兰穆斯林文献中对此路亦不乏相关记载，如前述《道里邦国志》提及拉萨和汉藏交界处的水道等情况；al-Bīrūnī亦载有翻越尼泊尔山麓抵达藏汉各地的旅人记述；而此Book of Curiosities书亦详论此“麝香之路”。综上，Book of Curiosities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印交通路线的认知，且启示我们海路和陆路的丝绸之路是互为补充的关系，甚至暗示我们至少在十世纪，伊斯兰世界远通东方中国的主要路线既非海道，亦非常见的“丝绸之路”，而是经藏地中转的陆上通道。
通过对中古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的地图传统的概述，讨论解读不同种类的伊斯兰古地图的方法要门，并以文献和地图记载的对中国的认知为例揭示中古伊斯兰地图的研究价值，我们可以对现今热门的“丝绸之路新史观”、“麝香之路”等话题有更为丰富和多元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