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人生的散落碎片
———元朝“孛罗丞相”史事拾遗
张 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演讲人简介：
张帆，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原系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蒙元史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著有《元代宰相制度研究》《中国古代简史》《元代文化史》（合著），发表论文《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等数十篇。
孛罗丞相是元代非常重要的人物，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但人们对他的了解非常的少。他的出生时间不明，约在1246年，死于1313年。他的人生明显断裂为两个阶段，最初是忽必烈的近侍，在元朝履任要职。至元二十年（1283），他远去伊利汗国，任阿鲁浑至完者都五位伊利汗的顾问，并终老于彼。伊朗史学家拉施特在编撰《史集》时，就曾向孛罗请教了许多有关蒙古氏族部落历史的事情。孛罗丞相在《元史》无传，但作为中国和伊朗之间的文化传播者，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余大钧、Thomas T·Allsen、王一丹都对其进行过正面的详细研究，邵循正、刘迎胜也对这个人物做过一些侧面的研究。张帆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散落在汉文史籍中的许多相关史事记载连缀起来，大致勾勒出了孛罗丞相前半生的人生轨迹。
蒙古草原上的各个部族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下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孛罗丞相出身于尼伦蒙古诸部朵儿边氏。这个氏族与成吉思汗家族有着共同的祖先。但两个家族的亲缘关系已经较远，虽然理论上不应通婚，但实际上已有一些通婚的例子。忽必烈就有一个妃子是朵儿边氏，但无法证明这个妃子与孛罗丞相是否存在关系。孛罗是忽必烈的近侍宝儿赤，很快受到任用，并担任了一些很重要的职务。
在至元六、七年，孛罗二十五岁左右的时候，他就与汉族士人刘秉忠、许衡等一起参与制定朝仪，当时他很可能担任太常卿一职。这是史籍中关于孛罗最早的记载。随后他又升任御史中丞，也就是当时元朝监察机构的副长官。至元七年年底，他又任大司农卿，负责农业事务，兼领侍仪司事，负责宫廷礼仪，同时还可能监管秘书监事务。像他这样的年纪担任如此多且重要的官职，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但在蒙古贵族中，也只属于中上层。
大概五年后，他升为御史大夫，又兼大司农卿和宣徽使。宣徽院是元代负责管理草原事务的机构。可以看出，孛罗的工作能力很强，总是身兼多职，且都在很重要的机构。 至元十四年，因朝廷内设了两名御史大夫，较为年轻的他就改任枢密副使，仍兼宣徽使，领侍仪司事。不久后，孛罗又加丞相头衔。张帆教授指出，虽然《经世大典》中记载了至元十七年四月前后孛罗曾短时间兼任中书省丞相，但这仅是孤证，不排除公文抄写脱误的情况。即便孛罗确实曾兼任中书省长官，也不是“丞相孛罗”一词大量出现于史料中的原因。检索史料，可以发现，在至元十五年后，枢密院的长官都挂有丞相头衔。这一方面体现了元廷对枢密院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阿合马擅权，拉拢安抚枢密院官员的手段。孛罗和其他枢密院长官一样实际上没有担任中书省的长官，只是他担任了很久的枢密院长官，所以才能长期加丞相头衔。
在担任枢密副使后，孛罗经办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政治事务。先是与伯颜、阿术等将领拟定了元朝在江南的镇戍驻军方案。又在至元十五年夏与南台御史相威一起审问阿合马不法事。在审问阿合马时，孛罗表现出了明显的对阿合马的偏袒，这也为以后孛罗远走埋下了伏笔。
至元十六年，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关押在枢密院下的大都兵马司。身为枢密院长官的孛罗与张易一起审问了文天祥。文天祥详细记录了当时审问的过程，这些记录在后世影响很大。明朝白话小说《效颦集》中就有一篇《文丞相传》，其中就提到了孛罗丞相。可见当时民间也知道孛罗与文天祥间有联系。在至元十七、十八年，孛罗又领衔主持复审僧道争讼旧案，负责查验并监督焚烧道教的伪经。至元十九年，孛罗奉旨领衔镇压王著刺杀阿合马事件，并向忽必烈反映了阿合马的种种罪恶。次年，约 38岁的孛罗出使伊利汗国，从此滞留不还。
以上所述，均是前人研究中十分明确可信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些存有疑点，可能并不准确的记载。首先，《史集》中记载孛罗曾奉旨与宗王昔里吉、近侍安童等一起审问阿里不哥。但张帆教授指出，考虑到孛罗当时年纪很轻，也不是最高级的蒙古贵族，这更可能是他自己的夸饰。还有史料记载孛罗曾随宗王斡鲁忽台西征。但根据其他史料，可以看到这条记载其实混淆了丞相孛罗与丞相伯颜。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虽然孛罗是一个常见的蒙古人名，但是身为高级近侍，历任诸多重要职务的孛罗，在元代史料中大量以“丞相孛罗”一词出现的，只有朵儿边氏孛罗一人。
随后，张帆教授又补充了诸多有关孛罗，尤其是孛罗女儿相关的事迹。 首先，汉族军阀郑鼎的神道碑有记载：“子男制宜，孛罗宰相爱其才，擢为子婿。” 由此可以确定孛罗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汉族军阀郑鼎的儿子郑制宜。袁桷《郑制宜行状》记载郑制宜曾“从大臣习给事仪。”张帆教授由此推测，郑制宜很可能就是在随当时负责侍仪司事务的孛罗学习礼仪，由此得到孛罗赏识，成为了他的女婿。
《郑制宜行状》云郑制宜“配可烈真氏，丞相孛罗之女”，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孛罗之女当属可烈真氏，与朵儿边氏的孛罗并非一族。但是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就指出“以名为氏，元人文集中似此称谓者颇多”。 而且，蒙古人也有以部落名为人名的习惯。由此可以肯定，此人就是朵儿边氏孛罗的女儿。
孛罗女儿在嫁给郑制宜后，生下了一个儿子郑均。在元武宗至大三年，郑均因谋反被杀，籍没其家。但次年元仁宗即位，即位诏中就给郑均昭雪。这个事件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到了元仁宗至大四年，又“封枢密丞孛罗为泽国公”。这条材料很少有人与我们这里谈到的丞相孛罗联系起来。但张帆教授指出，元朝只有郑制宜家受封为泽国公。 虽然在郑均被杀后，将泽国公改封给他的外公孛罗十分奇怪，但由于郑均没有后人，所以很可能确实将郑氏的封号赐给了孛罗。两年后，元朝派人出使伊利汗国议事，附带给孛罗带去金印和虎符，这个印很可能就是泽国公印。但是使者在路上被察合台汗国也先不花王扣押，而孛罗本人很快也就死去，金印和虎符最后并没能送到孛罗手上。
约十年后，伊利汗国曾派人前往元朝，请求给伊利汗国的大臣出班封官，元朝遂赐其银印金符。刘迎胜先生曾指出，出班在伊利汗国的地位要高于孛罗，但元朝赐的印和符的等级却低于孛罗，难以解释，耐人寻味。张帆教授指出，这很可能是因为孛罗在元朝原有很高的官职，其女儿一家更因冤案而破家，使得元朝给他的封赐高于出班。
元朝还有一个家族似与孛罗有关。据程钜夫撰《信都常忠懿王神道碑》可知，常忠懿王咬住的孙子曾娶孛罗之女为妻。孛罗女儿死后，孛罗又将另一个女儿嫁给了咬住的孙子。但这段资料颇有问题。咬住与孛罗年龄辈分相当，但咬住的孙子却先后娶了孛罗两个女儿，辈份和年龄都存在很大问题。张帆教授认为，虽然这块神道碑里提到的孛罗还是我们所谈的丞相孛罗，但是这个神道碑本身的记载有多处明显错误，咬住之孙娶的更可能是孛罗的孙女。
最后，张帆教授对孛罗虽然有家在元朝，但是出使后去而不返的原因做了详细的解释。据程钜夫《拂林忠献王神道碑》记载，与孛罗一同出使伊利汗国的还有一个叙利亚人爱薛。在出使结束后，“还，遇乱，使介相失。”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爱薛最后花了两年时间回到了大都，并带去了伊利汗国给忽必烈的礼物。 忽必烈由此感叹：“孛罗生吾土，食吾禄，而安于彼；爱薛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相去何远耶。”这段话说明孛罗的去而不返是有原因的，一定是他自己不想回来。具体来说，与阿合马关联太深。至元十九年三月阿合马遇刺后，忽必烈开始深入调查阿合马事件，抓捕了很多阿合马的党羽，牵涉人员相当广泛。当时刑部尚书崔彧就曾奉旨钩考枢密文牍，并上奏忽必烈，“枢密院定夺军官，赏罚不当，多听阿合马风旨，宜择有声望者为长贰。” 虽然没有点名，但很显然就是在针对孛罗。而孛罗也确实与阿合马牵涉很深。至元十五年，相威和孛罗一起奉命审问阿合马时，阿合马称病不出，孛罗不愿深究，在相威的坚持下才对阿合马进行了审查。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忽必烈以和礼霍孙为首组建了新的政府班子，跳过了孛罗。可见，孛罗因阿合马事件受到了审查，之前的政治资历很可能全部都要作废。这一政治上的挫折最终导致他选择远走伊朗，不再回来。
最后，张帆教授对孛罗其人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孛罗是忽必烈身边近侍中的年轻一代，成长于忽必烈热衷于接触汉文化的年代，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他入仕以后长期主管礼仪、农业、图书等蒙古人不熟悉的工作，与汉族士大夫长期共事，相处较为融洽，更与蒙古化的汉人通婚。他的一生没有打过仗，一直在从事文职工作，在同时代的蒙古人中是很特殊的。
孛罗的记忆力非常好，备受拉施特称赞。在他审问文天祥的时候，曾特意问道：“自盘古到今，有几帝几王，一一说来。”这说明孛罗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是从盘古开始的。 但在当时一般的观念中，中国历史从伏羲讲起。而拉施特《史集》的中国史部分就从盘古开始，这些知识很可能就来自孛罗。
孛罗登上政坛时，汉法推行工作已渐趋停滞，与阿合马形成了比较默契的合作关系。 在阿合马遇刺前，孛罗的政治地位在元廷的蒙古官员中居于首位。阿合马遇刺，孛罗受到审查。这是他政治生涯的严重受挫。据波斯文献记载，蒙古有把远使当作犯错惩罚的习惯。1283年出使伊利汗国很可能就是对他的惩罚，也是他抛弃前半生的积累，不再返回元朝的原因。
（徐沛楠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