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与多民族交流交往史迹
霍 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演讲人简介：
霍巍，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考古、西南考古（含西藏考古）、文物学与艺术史、中外文化交流等。 著有《青藏高原考古研究》、《西南考古与中华文明》等学术著作。
报告以陈寅恪、傅斯年等学者对历史研究中新材料、新问题、以及史料的扩充等的讨论引入正题，指出中国学人有必要对边疆新史料、新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与研究。本次报告以青海重要吐蕃墓地的考古发现为中心而展开，分别介绍了近年来在青藏高原考古的三项重要考古成果。此外，结合传世文献资料，阐释了在八世纪左右，青海作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故地的文化定位及其所呈现的多民族交往史迹。
一、 青海吐蕃墓地发现史
公元八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向北扩张并占领了安西四镇，将青海等地纳入其版图，并控制将近170年。青海湖附近，尤其海西地区，是吐蕃的交通要道。近年来，在这一地区发现了很多吐蕃重要墓葬。海西州都兰附近，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吐蕃墓葬群。这里介绍的吐蕃墓地，主要分布在察汗乌苏河南北两岸。“察汗乌苏”为蒙古语。“血渭”也是蒙古语，即草原之意。察汗乌苏草原分布在察汗乌苏河南北两岸，墓葬西面是柴达木盆地。该地也是青海通西域的重要交通道路。至今，周边的牧民仍在察汗乌苏河北岸通行往来。察汗乌苏河北岸为墓葬一区，南岸为墓葬二区。多年间对墓葬一区的发掘工作，积累了多项重要的考古发现。血渭一号墓，是最早进行发掘的，民间所谓的“九层妖楼”讲的就是这里。此外，其在史诗《格萨尔王传》中也有记载。之所以叫做“妖楼、妖塔”，一方面是因为其非常高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地为英雄出没之地，增加其神秘色彩。
该墓依山而建，呈金字塔封土结构，使用到木、石、草等质料，有着相对精细的设计和施工。该墓葬是70年代开始发掘的。关于墓穴发掘中的一组建筑的功用，主持考古的学者们存在祭祀场所或墓室两种不同观点。 实际上，该组建筑即是其主墓室所在。 墓室结构方面，主墓室居中，前室、后室、两侧室为其副墓室，共五个墓室。血渭一号墓虽被盗掘，但在考古发掘中还是出土了很多残存的重要文物。墓葬中的物质遗存，主要有丝绸残片、粮食、动物殉葬遗骸等。关于动物殉葬的情况，根据考古发掘，动物殉葬坑有两种，殉马坑为长条形，殉牲坑为圆形。实际上，关于吐蕃墓葬的文献资料很少。 最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Pt．1042，记载了吐蕃丧葬礼仪的过程与仪式。其中关于马匹殉葬的记载有两种，一种是逝者生前所使用的马，另一种是在未来带着死者灵魂升上九重天界的马。这当与苯教习俗联系紧密。此外，殉葬需由专门祭司（gshen）完成肢解。 参照考古材料，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印证。
关于丝绸的出土情况，可以分为三种。第一，有明确的婆罗米文字的来自西方的丝绸残片；第二，产地无法确认的西方系统丝绸残片；第三，由中原仿制的具有西方纹样的丝绸残片。讲座中展示了数种血渭一号墓考古发掘的丝绸遗存资料。例如，在撒马尔罕粟特文化中最早出现的衔兽鸟纹样丝绸残片，连珠团兽纹样丝绸残片，使用不同质地丝绸的边框残存（对马图像，吐蕃人喜好的狮子纹样），用于葬礼的经幡残存（参考Pt．1042，整个葬礼过程将使用到不同式样的经幡），唐代团花丝绸等。通过墓葬中出土的丝绸残片，我们可以看到吐蕃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互动。
关于金银器的情况，讲座中主要展示了以下三种。一是鎏金凤鸟，往往与丝绸旗幡连缀组合使用。二是镶嵌了宝石的金银器饰牌，或用作马具装饰，服装装饰带扣等，推测其中或包含文献记载的代表军衔等第的诰身衣饰。
二、2019年六大考古发现：都兰血渭“2018一号大墓”
都兰血渭“2018一号大墓”，是2018年发掘的墓葬，位于70年代所发掘的墓葬的东侧。为了有所区分，下文我们称其为都兰血渭“2018一号大墓”。与以往不同，该墓葬的发掘采用了遗址的发掘方法，将封土部分层层揭开。这样的发掘方法，能够将墓葬之上保留的建筑遗迹清晰的揭示出来。根据考古发掘，在墓葬的一角，用于祭祀与绕墓一周表达追思的围垣与廊道等墓上建筑得以被发现。这些祭祀建筑遗存，也与相关文献记载以及唐代墓葬情况较为一致。此外，该墓葬的陪葬墓规格相对较小，且两墓葬走向一致，推测为其夫人墓。
关于出土文物。在该墓葬的墓道，有殉牲以及用于宗教占卜的牛羊肩胛骨等。墓葬出土的金银器上，包括带有骑马射箭、衣着翻领服装的武士形象，来自草原的大角动物形象，来自南亚的动物形象。其中的“双马”带具造型，很容易联想到流行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双马神。由于该墓曾遭盗掘，该墓葬的金银器，除了此次出土的，还有一部分早年间流存于海外，成为私人收藏。例如金银器中所出现的着头冠、手举海螺的鱼身吐蕃神形象，分别见于此次发掘出土的文物以及私人收藏中。
该墓葬亦由五个墓室组成，主墓室居中，前后各有两个侧墓室。 此外，此次发掘中还出土了一枚印章，是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印面虽已锈蚀，但利用红外线技术，印章上的古藏文得以显现，当与吐谷浑有关。因此，该墓葬的性质应是吐蕃占领下的吐谷浑墓葬。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到，该墓葬受到了强烈的吐蕃文化影响。
三、 2019年十大考古发现：海西乌兰县泉沟一号墓
位于海西乌兰县的泉沟，地表一片荒芜。墓葬所在地，应是当时一片规模较大的墓地。该墓葬也曾经被盗掘一空，墓葬壁画残存。限于人力物力资源，2018年才重新对该墓葬进行正式的发掘清理。
墓葬中主要有以下发现。墓葬前室，为砖木结构，有壁画残存，其中有旗幡、身着吐蕃服饰的仪仗，人物形象具有赭面。后室为木结构，使用了大量的木材，说明当时在墓葬周边地区是能够找到森林，砍伐树木以建造墓室的。后室梁柱、斗拱、墙壁上，都绘制了壁画。在后室的壁画上，可以看到生人居住的吐蕃帐篷（与棺板画中的逝者灵帐不同），吐蕃、鲜卑的人物形象，类似唐墓风格的山水、树木等汉式建筑，可与山西大同墓葬进行比对的鲜卑服饰人物。棺板上，朱雀、玄武以及人物、动物图像，别具特色，当与壁画是两类工匠分别完成的。
就在人们认为该墓葬仅四个墓室的时候，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后部的暗室。在暗室，出现了本次考古的两个重大发现，一是具有汉地风格的龙凤金冠，二是具有中亚风格的多曲扳指杯。龙凤金冠，在地面散落很多宝石，说明该金冠当时应具备冕旒，不同于突厥、回鹘、匈奴的金冠，而与唐、辽等东方系统的头冠更加相似。另一方面，多曲扳指杯，口部带有曲线，镶嵌宝石，则更多带有波斯萨珊风格。 两件文物特点，体现出了多元文化因素的影响。
四、 考古发现与多民族交流交往史迹
通过对这些墓葬考古情况的梳理，可以看到其所具有的多元文化要素。这里有必要对该区域历史文化进行必要的梳理。
青海，历史上属于吐蕃占领下的吐谷浑故地。公元4世纪，或由于内乱等原因，作为辽东鲜卑慕容一支，吐谷浑开始西迁，并至青海定居、建国。329-351年，吐谷浑建国，并控制南北朝“青海道”（河南国）。由于战乱，北方丝绸之路通道发生重要变化，改由南方益州（今成都）取道西北，经青海道通向西域。南朝与吐谷浑交好，故南朝经吐谷浑通西域。随着其发展壮大，吐谷浑还是成为唐朝的威胁。与此同时，吐蕃也渐渐兴起，贞观年间，吐蕃开始对青海进行攻略。面对这样的三角关系，吐谷浑采取和亲策略。内附唐朝的吐谷浑王族诺曷钵部，受封为“青海王”，迁凉州，设安乐州、长乐州，于甘肃青嘴喇嘛湾设先茔。近年来，考古发现了诺曷钵部弘化公主（西平大长公主）一系墓葬。此后，吐蕃以迎请大唐公主失败为由，借机发兵攻打吐谷浑。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灭国。
除了内附大唐的一支外，吐蕃占领下吐谷浑故地的残余部族（阿夏／阿柴），以通婚的方式，与吐蕃互为“甥舅”。根据《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公元689年，“赞蒙赤邦嫁吐谷浑王”。公元727年，“夏，赞普赴吐谷浑主持政务。图中卫·松木布结陷入诉讼案。攻陷唐城堡瓜州新城（晋昌）。大论芒响木卒。冬，赞普行宫与酒尔工那。甥吐谷浑王与舅方官员聚座（议事），命卫·悉诺逻恭禄为大论，对大部分吐谷浑人行赏。 尚郑赞乞布于吉·来岗园召集吐蕃本土之冬季议事会。”上面提到的考古出土的印章，就反映了吐蕃与吐谷浑的这种关系。
根据上述讨论，这里可以作如下总结。在中国边疆，特别是南北朝隋唐时期，考古发现中都包含许多多民族融合的因素，特别是吐谷浑作为掌控青海的重要势力，分别有与唐、吐蕃通婚的记录。此外，在吐谷浑自身的族群中，至少还包含氐羌、胡等系统。 因此，吐谷浑本身就是一个经过了融合的部族，成分复杂。墓葬考古中，也反映了唐、吐蕃、西域等多民族交汇的现象。民族大一统的局面也正是以这样一次次局部的、文化的、地域性的整合为基础的。此外，在近些年所倡导的“高原丝绸之路”上，丝绸、金银器、茶叶等货物往来其间，其道路路线亦清晰可见。因此，我们应实事求是的评价汉族之外的各族人民为民族融合所做出的文化贡献。同时，考古材料也应与文献材料结为一体，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共同发挥作用。
（张梦妍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