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里的康熙书法
常建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演讲人简介：
常建华，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史、社会史。出版学术专著《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清朝大历史》《明代宗族研究》《明代宗族组织化研究》《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等多部。
碑林在1937-1938年整修后不久，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编了两种碑目，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图书室。其中第二种《西安碑林碑石目录》，1938年编定，记载整修后西安碑林第一至第七室所藏碑石，总数为486种，1227石。其中康熙帝御书作品共有14种， 37石。
原陕西省立图书馆长张知道的《西京碑林》（1935）一书所收《碑林略图》，标示了当时的碑林建筑和分区情况。西安碑林坐落在原孔庙，划分的各区在大成殿背后依次排列。康熙帝御书碑刻较为集中的第八、九两区靠后，显然刻石的排列大致按照朝代的先后形成。第四室位置相当于第八区，说明室的划分也考虑到原来刻石存放的位置。
西安文庙附设府学，历史上碑林一直附属于文庙与府学。清乾隆年间的陕甘总督毕沅在其《关中金石记》中说：“西安府学大成殿后，旧为碑林。”文庙坐北朝南，大成殿背后的碑林则是自南向北延伸，清朝御书碑刻晚出，自然排在后面，然而这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即象征着清朝接续中国的文化传统。
此外，今天进入孔庙，可以看到从载门到大成殿的路两侧总共有建于清代的七座形状相同的碑亭，此因康熙、乾隆等朝出动大军平定西北地区的御书庆功碑多竖立于此，且每个碑都加盖碑亭。御书庆功碑彰显着清朝开疆拓土的大一统武功，为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
碑林中有四通由何嘏摹写的康熙御书石刻，具体是《千字文》《御书法帖》《御书耕织图序并诗》《御书高松赋》。康熙四十二年（1703） 康熙帝有途经直隶、山西、陕西抵达西安的西巡之旅。《陕西通志》说，康熙皇帝西巡赐按察使何嘏“清慎勤” 匾额，因此，我们推测康熙帝御书《千字文》《御书法帖》《御书耕织图序并诗》可能也是在康熙四十二年西巡前后由何嘏摹写的。可能何嘏的书法很好，故康熙御书由其摹写。
康熙帝喜欢临摹《千字文》。《皇朝通志》记载，内府刻石有康熙帝“御书《千字文》（康熙十八年正书）……御书大字《千字文》。臣等谨按：《御书大字千字文》系临米芾赐吴琠者，今沁州另有石刻”，陕西碑林的康熙帝御书《千字文》，或与临米芾赐吴琠者同一版本，而当时其他省也有向皇帝请求《御书千字文》。
康熙所临诗词作者，可判断出唐代有孟浩然、李白、杜甫、王维、温庭筠、杨师道、韦渠牟、张九龄、苏珽、张谓、王涯、李乂、韩偓、韦应物、韩愈、李峤、赵彦昭、裴迪等18人，宋代有苏轼、王禹偁、汪藻、米芾等4人，元代有赵孟頫，明代有金幼孜、鲁铎、董其昌等3人。主要是唐诗，可见康熙帝对于唐诗的热爱。书家可判断出的有临董其昌11次，米芾10次，赵孟頫2次，黄庭坚1次。康熙帝喜欢董其昌、米芾书法显而易见。值得注意的是，御书中有两种署有书写年代，为康熙壬子（十一年1672）和康熙甲戌（三十三年，1694），我推测这两个年份只是书写时间，不一定是刻石的时间，因为这两个年份都远在何嘏任职陕西之前。如此数量可观的康熙御书集中于碑林，大概率是康熙帝集中赏赐西安地方官的结果，作品是其所藏平时练笔作品中选取的。
《耕织图》是南宋绍兴年间画家楼璹所作。康熙帝南巡获得《耕织图诗》，传命内廷供奉焦秉贞在楼绘基础上重绘，计有耕图、织图各23幅，描绘了从浸种、播种到入仓，以及从育蚕、采桑直到成衣的耕织过程。每幅康熙帝亲笔题写七言诗一章，并亲撰序文，也是康熙帝的书法作品。康熙帝御赐《耕织图》，表达对重农与对小康生活的礼赞。《康熙御制耕织图序》落款“康熙三十五年春二月社日题并书”，图序前有引首章“佩文斋”方印篆字，落款钤“康熙宸翰”、“稽古右文之章”方印二。
康熙帝赏赐大臣佛伦的作品有两件，分别是《赐佛伦诗画扇碑》《赐佛伦诗》。《赐佛伦诗碑》为清代康熙三十二年（1693）川陕总督佛伦刻立于西安碑林。《赐佛伦诗画扇碑》康熙御笔，张国忠画。张国忠，事迹不详。我怀疑“张国忠”为“强国忠”之误。 强国忠系康熙时宫廷书画家，其存世作品又明证他可以接近皇帝并受到信任。检《秘殿珠林》，有强国忠的书法作品5件。检《石渠宝笈》，知强国忠有画作山水一册。强国忠还有其他画作歌颂康熙帝平定噶尔丹凯旋班师。
康熙帝赏赐大臣吴赫的作品有三件。其中《赐吴赫书》两件，《赐吴赫宁静致远四字》一件。《清通志·金石略》记载陕西省的康熙御书，有这三件的记录：御书“宁静致远”四字赐吴赫（康熙三十六年行书），御临米芾帖（ 行书吴赫恭刻），御临董其昌帖（ 草书吴赫恭刻）。新出版《康熙行草书三种》收录临明董其昌书唐杜甫诗《秋兴八首》之五、临米芾书李白诗《送友人寻越中山水》，均为赐书给大臣吴赫而由吴赫摹勒上石。临董其昌书杜甫诗，无碑题。
碑林中的御书碑刻还有《古文渊鉴序》《唐句》、“水镜堂”三字、《训饬士子文》《御书大宝箴》（康熙临赵子昂书）5件御书作品。《御选古文渊鉴》，是集历代散文为一书的文学总集，六十四卷，康熙帝亲选并逐篇品评，内阁学士徐乾学等奉旨编注。 康熙四十九年（1710）武英殿刻五色套印本，卷前有康熙二十四年（1685）《御制古文渊鉴序》。 西安碑林所藏《御制古文渊鉴序》文后署“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题并书”，刻康熙御书“体元主人”圆章与“稽古右文之章”方印。《唐句》，康熙帝喜欢唐诗，御书唐句多种。 此碑乃录唐朝诗人韩愈《游城南十六首》之二《嘲少年》。“水镜堂”三字，意为以水为镜，如水如镜。唐初官员张蕴古谏言唐太宗所作《大宝箴》中有“如水如镜”之句，喻为政清廉、为官清明。文人有以水镜命名堂号者。西安碑林《御书大宝箴》引首章刻“康熙御笔之章”方印。文末署“三十八年夏临赵孟頫书御书大宝箴”。唐代史学家吴兢作于开元、天宝之际的《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初贞观年间君臣讨论政治得失的重要政论，在该书刑法第三十一记载了张蕴古与《大宝箴》。康熙帝对《大宝箴》有高度评价说：“张蕴古《大宝箴》炳炳琅琅，如观礼乐之器。”而大臣也有愧无《大宝箴》以对明君的内疚。如康熙十二年（1673） 十月十二日特赐讲官紫貂、白金、文绮，同赐者学士熊赐履，侍读学士杨正中、杜臻、陈廷敬，侍讲孙在丰，编修叶方蔼、史鹤龄、张英八人。张英有诗表其心情：“清班日侍禁庭阴，温饱无求本素心。 珥笔方惭糜重禄，承恩况复赐南金。 九龄曾上千秋鉴，蕴古还陈大宝箴。自愧涓埃全未答，但镂银管效讴吟。”康熙帝临摹赵孟頫书《大宝箴》，既是研习书法，更是表达对于君臣良好关系的期待。
西安碑林较多地保留了康熙帝的御书碑刻，这一情形的形成，与西安的边陲位置、康熙帝爱好书法以及表达崇儒重道的文化认同有关，而康熙帝的御书展示则有博得官民政治认同的深意在焉。
清初的西北边疆控制在额鲁特蒙古噶尔丹手中，西安要保障边防前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康熙帝对于在西安办公的陕西地方官很重视，注意与这些官员互动，密切关系，赠送御书作品成为康熙笼络官员的一个手段。康熙三十年代，正值清廷用兵西北、征讨噶尔丹之际，陕西地方为清廷的西征贡献较大，康熙帝与陕西地方官也互动较多。康熙帝赐予前后担任川陕总督的佛伦、吴赫书法，佛伦、吴赫则将这些书法作品刻石，表示与康熙帝的亲密关系，歌颂皇帝的书法造诣及其对汉族文化的深入理解。特别是将汉文化的书法赐予佛伦这些满臣，起到沟通满汉文化、认同汉文化的作用。
康熙四十二年（1703）皇帝西巡，这是康熙君臣互动以及康熙帝展示才艺的好机会。 康熙帝为西安留下了不少书法作品，陕西按察使何嘏将康熙帝御书《千字文》《御书法帖》《御书耕织图序并诗》摹写刻石，除了展示康熙帝书法才华之外，亦表达皇帝对于农业的重视。
康熙帝其他的御书作品，表达了同样的意义。《御制古文渊鉴序》展示了康熙帝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御书大宝箴》表达了对于明君贤臣清明政治的追求，《训饬士子文》要求士人恪守儒家的道德规范，《唐句》《水镜堂》显示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康熙帝的书法，有临摹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也有自己的创作，这些作品放入碑林，与唐宋时代的著名书法家一起，共同发挥着传承中国文化之功。康熙帝认同汉文化的做法，为清朝取得政治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从而建构了新的国家认同。
（蔡纪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