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名士及其风度
陈宝良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演讲人简介：
陈宝良，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史、明清文化史，出版论著《中国的社与会》《明代社会生活史》《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狂欢时代：生活在明朝》等十余部。
“名士”不是身居陋巷的乡曲之士，而是在社会上颇具声望且大有名头之士。名士一称，实有广义、狭义二解。从广义上说，名士自然属于“士”这一社会阶层，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从狭义上说，名士则又为“士”阶层中一个特殊的分层，是士风、士习演进的必然产物。本次讲座想探讨的便是明代名士的分类及其风度的具体表现。
在科举时代，知识人的正常途径是读书仕进。然科举仕途狭窄，能够侥幸中第者，毕竟属于少数。大多数落第的士人，不甘寂寞，还是需要在社会上生存甚或扬名，随之也就有了名士阶层的崛起乃至勃盛。在明代的知识界中，名士之风最为盛行。陈万益在《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一文中，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一问题。陈万益认为，在明代末年，除了“山人”一词之外，尚有许多词语相当流行，诸如“文人”、“文士”、“才子”、“名士”、“高士”等，无不需要加以名实之辨，而且“与晚明读书人阶层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名士”云云，或藉诗文而名，或藉讲学而名，或藉帖括而名，或藉谈禅而名，其间不一，很难一概而论。
从明代知识人精神史的内在演进历程来看，显然需要将名士从知识人这一更大的概念中绎出来，并加以特殊考察。名士属于文人的一类，更准确地说，应该归于带有“倜傥”派头的文人。所谓的倜傥派头，究其实就是一种“名士习气”，亦即不同于一般文人的“名士风度”。名士通常与风流并称，故又有“名士风流”一说。所谓的名士风流，其中心内涵就是必须具备“胜韵”，而此类胜韵的构成，则以个人生活的风流雅致为归趋，诸如“善书画”、“喜歌曲”，以及“室中畜侍姬三四人”，以供“笔砚图书”之类。 除此之外，在为人处事上，名士决不“清严刚正”，而是相对比较灵活圆融。
目前的明史研究对明代名士尚缺乏足够的关注。他认为鲁迅所著《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其中所论，诸如魏晋士人以吃药、饮酒为主旨的名士风度，以及这种风度与魏晋文学精神之关系，对于探讨明代的名士及其风度，迄今尚具示范性的意义。
关于名士的起源及其流变，名士虽为知识人群体的一个分层，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有其本身的起源及其流变过程。名士风度也因时代变迁而各具风采。名士一称，最早见于《月令》。至于《月令》所称的名士，究竟属于何类之人，其事虽已难以稽考，但根据明末人陈子龙的推测，大抵属于以下两类之人：孝廉之士、隐居之士。入汉以后，名士之称亦多见于史籍记载。最早所谓的名士，是指名家、法家之士，而并非指有名德、有词章之人。自此以后，名士当数东汉、西晋最为盛行。至魏晋时期，名士之风大盛，并与当时的哲学思潮桴鼓相应，随之确立了一代的文学精神风貌。 魏晋名士的最大特点，就是心灵通脱，行为放浪不羁。自隋唐以后，名士之风大绌。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科举兴盛而后导致士气益卑。入宋以后，因为苏东坡及其相关士人群体的崛起，名士之风再次转盛。北宋名士辈出，如秦观、黄庭坚之辈，无不都是有才、有骨、有趣，而苏轼兄弟，更是领袖其中。这些名士，大多具有过人之才，且能凭借自己的文章传之不朽。其中的秦观，其趣味更深。
到了明代，士风出现了很大的转向，形成了一种好名、重名的风气。如周之夔指出苏州一带习俗“吴俗好名，喜交游，事干谒，虽骚人不免。”明代士人大多好名，一登仕途，不论其是否具有文学才能，无不刻一部诗文集，以为“不朽计”，如明季名僧袾宏言：“世人将平生所作诗文，汇为一集，乞诸名士跋之，曰：‘以此为不朽计也。’”明代名士为了求名不仅会导致“文人相轻”，还会刻意求异。明代士人之作，大多喜欢标新立异，有时甚至荒诞不经。另外，明代名士为了求名而互相标榜，甚至形成互相吹捧的习气。
名士在明代也存在着角色转换。简言之，古之名士，所重者在“士”而不在“名”，且能做到名副其实；明代的名士，仅仅简颖吟哦，邮筒往复，动辄自矜名士，所重者在“名”而不在“士”。揆诸明代的名士，却出现了两大转向：一是名士学问趋于偏狭；二是名士靠结交而邀誉。更奇特的是，明代士人相信，只要善于骂人，即可成为名士。如万历初年，苏州有一位“四氏子”，曾经立论，认为古今并无名人，只要能“诃诋人”，那么名则归之。明末清初人李世熊著有《狗马史记》一书，其中有《名士传》一篇，其序假借孟子与杨朱的对话，对名士颇有感叹。仔细揣摩此序，对“名实散乱”，多有致意。其意是说，名副其实的名士，必定讲究廉耻，而其结局则是贫贱终身，甚至以身为的，成为他人攻讦的目标。反之，若是“以伪乘之”，去做一个假名士，则必能富贵，且可长生。其结果，则导致“名实眩也”，狗可成马，“名实愈乱”，甚至“转白为黑”。
明代名士有多种种类。有明一代，名士之风兴盛，名士种类繁多。若是简单加以归类，明代的名士可以分为山人名士、文社名士、讲学名士、帖括名士、释中名士、闺中名士六种，并各具特色。具体言之，山人名士，其实就是山林名士的变种，且成为明代名士群体的主要来源。山人名士，堪称隐居不出的典范，故又有“处士”之称。入明之后，处士已不再是“德盛”、“能静”、“修正”、“知命”之人，而是纷纷通过隐居在野的举动而猎取“虚声”。就文社名士而言，明末清初人许令誉在给陈确的答书中，曾称明朝“文章日敝，社焰孔炽，无力以削名士之习”，所指即为参加各种文学社团的名士。明代学界讲学之风盛行，士人藉讲学而成名，随之也就出现了讲学名士。清初思想大家黄宗羲将“讲学”、“选文”称为“好名”，可谓一语道破。而所谓帖括名士，究其实就是八股文的名家，故又被称为“时文名士”。此类名士大抵由以下两类人构成：一类不但擅长八股文的撰写，而且因自己在科名上的高中而名闻天下；另一类则是八股文的选家，如小说《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释中名士”一称，出自明末清初人董巽子之口。他曾与李邺嗣谈论宁波天童寺僧明介禅师，直称其为“释中名士”。从中可知，所谓的释中名士，一则自己能写诗，属于诗僧之流，让文士觉得“风流可亲”；二则对诗文创作确乎独具卓识别见，让文士信服；三则与一时名士交游，参与名士的盛集。释中名士的出现，无疑与晚明“僧务外学”的风气桴鼓相应。 闺中名士的出现，是明代妇女名士化倾向的典型征候，堪称明代妇女史的一大转向。闺中女子逐名，显与当时出现的“女山人”颇有关系。所谓女山人，在明代又被称为“粉黛山人”。
所谓名士风度，既指名士的外在仪表，诸如举手投足，言谈吐词，穿衣打扮；更指名士内在的精神人格，甚至还包括名士的生活样式。无论是举手投足、言谈吐词，还是穿衣打扮，名士无不标新立异，随之也就形成了独特的名士风度，此即所谓的“名士习气”。明代的名士风度，大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言谈上，崇尚清谈，喜好雅谑；行为举止上，狂简、任诞，对晋人风度多加推崇，以及故意自标其异的“标致”、“矫情”；性格上，多有癖性，如好佛书、红裙，薄宦情。在生活上，名士更是日趋随意化及精致化：喜著高士衣、时尚衣，戴古冠；喜品茗、喝酒，吃方物；喜山居或园林，案头多有“清供”；喜出游，好交往。具体而言，首先，在明朝人眼里，谈谐已被视为一种“名士风流”之举。明人屠隆云：“善谑浪，好诙谐，吐语伤于过绮，取快佐驭，亦无大害。”第二，名士举止多表现为狂简标致，即为人狂简任诞、为人标致（为人好奇，胸怀洞达，世间尘埃沤泊之虑，一切不入，只是焚香扫地，辨识书画古奇器物）、为人矫情和为人达生。 就其本质而言，明代名士继承晋人风度，当然也是对晋人率真的承袭。略显吊诡的是，明代名士除了有率真之品外，与率真相对的矫情却也在他们的崇尚之列。第三，名士癖性，往往刻意求异。他们大都对出仕做官持不屑的态度，以自示高标，也好佛书和好红裙。
明代名士生活以风流蕴藉著称。明代名士生活，尽管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但无论是穿衣打扮、饮食嗜好，还是居住生活与出行，无不体现出风流蕴藉的特色。仔细考察明代名士的生活，大致有服饰之好奇、精致饮食之讲究、居住之清雅、出行之好游等体现。
最后，陈宝良老师从自身研究经验出发，就治学的方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治学路径是多元的，只能相辅相成，不能一家独大。田野调查和阅读传世文献其实是可以并行的。不过他个人更强调传世文献的“再出发”，认为传世文献其实是用之不竭的，有待学者进一步做细致的挖掘。
（谢晓东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