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朝鲜地图的全球史
李 军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演讲人简介：
李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紫禁城学会理事。曾任哈佛大学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客座教授。出版《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等专著。担任大型国际展览“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2018，湖南省博物馆）、“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2018，中国国家博物馆）总策展人。获第七、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895年，法国东方学家莫里斯·古朗在《朝鲜书目》一书的第二卷，复制了一幅名为《天下诸国图》的18世纪朝鲜“世界地图”。而现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的一张彩绘设色地图与之十分相像。两张图都在右上角署名《天下诸国图》，下注小字“一百五十三国”。地图约略呈苹果状的形体，最外面是一圈用蓝色表示的大海，然后是一圈略呈矩形的大陆，上面的矩形方框内，写着近百个国家、山岳和湖泊的名字（国家有41个）。再往里一圈，又见蓝色大海，和大海上点缀着的数十个国家、岛屿或神山之名（国家有47个），再往里，为一略呈平行四边形、有五条大河流贯其中的中心大陆，其上共有65个国家的名字。有意思的是，两幅地图都在中央大陆最靠近中心的部位，画出了占据特殊地位的“昆仑山”。地图作者在“昆仑山”字样之侧加上了“中岳”两字，还在“昆仑山”下两条河流夹峙的一个三角形部位，标出了“天地心”字样。在奎章阁彩绘图中，“天地心”与“中国”是中央大陆，为两处最显眼的地方，它们约呈中轴对称，均由红色整体平涂。中央大陆上另一处红色标注的地域，是东部边缘的“朝鲜”，而“中国”和“朝鲜”也是整幅地图中唯一两处其名字被镶以瓣状花边的地方，说明了二者之间类似于“中华”和“小中华”的特殊关系。
当然，对这个图像还可以有另外的解读。日本学者中村拓即从中看出了一个像章上的“男人的右侧面肖像”，犹如一幅18世纪欧洲贵族头戴假发的“肖像”。
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相似地图的发现，人们了解到，《天下诸国图》即我们常称的《天下图》，不限于一幅单独的地图，而是一套地图册的其中之一。其材质和工艺，除了一类我们前面有所讨论的彩绘图，还有一类是木刻印制图。来自韩国学者李灿的一件木刻印地图，在地图整体之外的左侧边缘，刻印了“康熙二十三年甲子谨制”一行字，是所有《天下图》中唯一有制作年代的一件（1684年）。
从文献中可知，17世纪是频繁出现与“天下图”有关表述的年代。综合图例与诗文，可以把《天下图》出现的上限，初步确定在17世纪上半叶。而康熙款《天下图》应该在此类图中处于一个相对较早的阶段，这从文字讹变、文字和图像画法的详略与疏密等依据中都可以得到证实。而如果再为这个序列加上第三个指标——一类加上了经纬线的《天下图》，或许就能够为《天下图》大致排出相对可靠的年代坐标。据有关学者对此类图的研究，其绘制年代的下限大约是19世纪晚期。
这样，我们就认识到，第一，《天下图》传世和流行的年代大约在17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之间，但典型的《天下图》应该出现在17世纪下半叶。之后，这类图在部分细节和画法上有所变异，但主体基本保持恒定。第二，早期《天下图》应该有某些图例文字伴随，这与古代天文学、星占学、风水学相关，但这些图例文字在后世大多被省略。第三，早期《天下图》中，东、西、北三个方位的树的画法应该彼此差异，而在后世这些特征会有所模糊甚至被取消。第四，某些文字的讹变可以看作是年代晚近的表现；某些文字的增加（如国名）亦可看作是年代晚近的表现，须综合起来做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第五，西方制图学特征的增添和传统制图学特征的消减，亦可看作是《天下图》即将衰亡并被西方制图学所替代之表征。
《天下图》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传统地图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但出现的第二个中心“昆仑山”却使得它在一定程度上被相对化了。联系到《天下图》图像中，昆仑山同样被处理成黄河的源头，可以把传统中国中心观的“天下图”，看成是被整体挪移到《天下图》中，成为其中央大陆中的右侧一半。而与之同时的另一种让渡，发生在“五岳”称谓的微妙变化上。以“东岳广桑山”、“西岳丽农山”、“南岳长离山”、“北岳广野山”和“中岳昆仑山”构成了在传统五岳之外的又一组五岳，形成了内五岳与外五岳的双层叠套格局。这也与汉武帝时期以来所建构的“五行”、“五方”、“五色”、“五帝”为一体的潜在秩序是吻合的。而它们又与地图外框所绘的数百个历史记载所不见的地名所构成的“大荒世界”形成了一种三重套叠的世界，非常接近于《山海经》所描绘的山海世界。
《天下图》与作为文本的《山海经》存在关系是毋庸置疑的，有一些学者甚至将《天下图》视为佚失了的《山海图》，或将其来源与《九州图》或是佛教寰宇图相联系，但从图形和构图原则来分析，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事实上，《天下图》本身外圈的二十八宿才是其来源的关键线索。地图的圆形构图不过是天穹之圆和日月周行轨道的表现，是传统“天圆地方”观念的反映。
美国学者Gari Ledyard在《韩国制图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说，他把《天下图》的图形与著名的《疆理图》联系起来，认为《天下图》是融入了《疆理图》的结果。但是，他错误地辨识了地图上的信息。《天下图》中的水滴状空间也不例外，其显然是沙漠的表现，而非《疆理图》中的地中海和黑海的遗存。其次，他把《天下图》中两河夹峙下的三角形空间，误释成《疆理图》中非洲、红海、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海之表达，但是《天下图》所依据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之后图形来源，实际上与表现15—16世纪情况的《疆理图》是无关的。而其图形来源的问题则可以追溯到利玛窦的制图实践历史。
从1584年至1608年，利玛窦曾尝试制作不下于12个版本的中文世界地图。除了《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之外，其余各版只能依据《图书编》《方舆胜略》《月令广义》《三才图会》诸书的转载和收录窥其影像。而《三才图会》本《山海舆地全图》，正是《天下图》图形知识的主要来源，这可以通过图像的移动变形、地名的对应等证据得到证实。这也表明，《天下图》的前身即利玛窦所绘，经《三才图会》转绘的《山海舆地全图》。朝鲜士人李睟光(1563—1628)，于1614年、1634年刊行的《芝峰类说》的《诸国部》中，即已提到《三才图会》，说明至少在1614年前，该书已传入朝鲜。这就把《天下图》产生的绝对年代确定在1614年之后。
那么，将《山海舆地全图》改造或重构成为《天下图》的原因或动机又是什么呢？日本地理学家小川琢治通过分析指出，《五岳真形图》貌似杂乱的线条其实是用类似于现代等高线制图法的地图绘制思想绘制的，而《天下图》也是类似思想的产物。它依据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将当时最先进的世界地理知识进行了整合。第一步，制图者将《山海舆地全图》初步改造成《天下图》中那个略近方形、有河海山川流峙的大陆。第二步，他重新安排了“五岳”的位置。第三步，他将外围大陆进一步纳入《山海经》“海内—海外—大荒”的意义框架。最后，他一方面把圆形按照传统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分野星占学来理解；另一方面，更把它放入道家神话和“五岳真形图”的系统，最终形成一种以“背负青天朝下看”的俯瞰视角所看到的世界景观。
那么，《天下图》的两个中心、两组五岳究竟表达了制图者怎样的情怀、意愿和思想呢？结合八卦形堪舆罗盘示意图，笔者认为这种使用的背后，极可能隐匿着某些重大的历史情势与信息。结合墨书和图像，出现在《天下图》上的题款，其意大致为风水中的“龙亥”（龙脉）和八卦的位置“干亥”都重叠在西北“昆仑”之位上，因而所求的人才与运势，都会在“丁”尤其在“艮”（即“朝鲜”）的方位上，而相应的弱点，也就是可能破坏运势的位置，则在“巳”和“丙”位（基本上都指“安南”）。结合康熙的《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以及相关文献记载，这种构建体现出了朝鲜一方面表达尊周思明的情感和皇明香火尽在于斯的正统意识；另一方面又借助于与清朝共同的“圣山”长白，以分享统治的合法性，以及朝鲜山川作为“北龙”之一的自豪感。这种矛盾意识同样体现在《天下图》中的地名安排上，与朝鲜以自己的方式重新阐释北龙的意图有关。
此外，八卦形《天下图》上墨书文字透露出来的四方格局，实际上正是朝鲜的真正写照。一方面，“昆仑”代表着朝鲜尊周思明的文化理想，是传统中华文化价值的核心；另一方面，“中国”代表着现实中作为武力、威权和利益中心的“清朝”。朝鲜自己的立场，实际上也由地图上“朝鲜”和“安南”这两个位置（“丁艮得丙破”）所代表。这其中的意味深远，引人深思。
而李沃“莫道腥尘中土污，东周今日在箕都”的诗句也启示了我们，《天下图》中的“三天子章山”，即中央大陆除昆仑外的第八座山，事实上指示着类似《穆天子传》中所记载的“穆天子”行迹的山，一座铭刻周穆王或者其他“天子们”丰功伟绩的纪念碑。而穆天子从宗周到西王母之邦的旅途，在《天下图》作者——至少诗人李沃们——的视野中，就幻化为一次从东方的“箕都”到西方的“昆仑”的想象性神游。
（成卓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