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术的特点与重新定位
陈宝良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演讲人简介：
陈宝良，历史学博士。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明代社会文化史，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台北《汉学研究》、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中国的社与会》《明代社会生活史》《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等专著10余部。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明代学术的特点与重新定位》。其实我在几十年前学生阶段时就有讨论这个问题的想法。清朝学者对明代学术的评价，我既有认同的，也有不认同的。我们学习学术史都是要读《四库全书总目》的，四库馆臣批评明代学术，其中一点是说明代学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我们知道，清代学术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特征是朴实，因此可能看不上明人的学问。但是，如果深入讨论乾嘉学派兴起的原因（早期一般认为是受政治高压、文字狱等影响），我认为，乾嘉学派也是从明代发展过来的。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观点，归有光就提到过，后面还有钱谦益，最后才到顾炎武，这是一条学术发展内在的脉络。明清学术，各有各的特点，明人学术的特点是博而杂，清人学术的特点是博而精。明人学术中当然有空疏的一面，后人“明人刻书而书亡”的批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除了这点之外，我们是否也可以做一些其他探讨，对明代学术的特点重新加以概括？
首先，关于清人于明代学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论断，这其实是一个普遍性的论断，并不只针对明朝。从这句话的源流上看，它最早是陆九渊批评宋人的话，后来被清人所借用。其次，清人在反思和总结明代学术的过程中，还提出很多概念。例如钱谦益批评明代“俗学”之弊；阎若璩评明代学术失于“陋”“俗”“虚”；李光地说“明朝人真不肯读书”；俞樾概括明代学术特征，包括经学“不典”“纤巧”，以及附会穿凿、喜于务博、用时文格式治经、经学通俗化等等。清人对明代学术的这些批评，在我们看来，也恰恰构成明代学术的特点。此外，还有包世臣批评明代以类书为学问，苏时学批评明代学术贪博雅之名。在博而精的清朝学者看来，明朝学术可能不算真正的学问，但明代学术的趋势是走向通俗化、民众化，它其实是面向一般读书人的。
上述批评，其实展示了清人对明代学术的关注焦点，由此我们能得出明代学术的一些特点，至于如何评价这些特点，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切入点。我先简单总结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清人之论道出了部分实情。这样说是因为，明朝人对本朝学术也有类似的批评，如戴有孚《著疑录》“近时儒者有曰：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酒醴未成，而恶糟粕者也”，张凤翼《处实堂集》“士人空谈无实、只占地步者，足以酿成世道之祸……而至今庸恶陋劣之夫，犹以此术变乱士习”，明朝人也会批评本朝学术的问题。其次，明学并不空疏，明学实际是博杂的。最后，转换视角看明人以类书为学问，它的目的在于走向博与通，有助于学术走向通俗、走向民间。
一、明代学术的动态变迁与内在理路
下面，我们具体讨论明代学术的动态变迁与内在理路。明代学术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按何乔远《名山藏》所述，最初是程朱理学一统，洪武朝“非朱氏之言不尊”，到余姚王氏时，“始为知行合一之论”，最后又发展到“致良知之说”。其实，明代学术的变迁还应该考虑到李梦阳，因为明代学术理学方面的变化从王阳明开始，文学方面的变化则从李梦阳开始。过去对李梦阳批评得多，其实他在明代文学变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具体地看，明初早期学术的特征是“述朱”，程朱理学是官方意识形态，永乐时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黄宗羲《南雷诗文集》）。到了王学兴起的时代，明代学术出现很大的变化，我称它为自我意识觉醒。王学影响相当大，诚如焦竑所言，“闻者豁然，如披云雾而睹青天也。”（焦竑《澹园续集》），亦如袁中道所言，冲破宋儒以来“格物支离之学”的沉昏阴浊，以及“庄敬持守之学”的桎梏拘挛（袁中道《珂雪斋集》）。王学的主要特征，包括去除圣人的偶像化，学术、德性的平等化。它的弊端主要包括：（1）学术讲“悟”，全不用功，这容易走向以“无知”为自得的极端；（2）行为上不再“检身”，将“修证”看作是“落阶级”。
在修正王学弊端的过程中，实学思潮兴起。先是东林领袖顾宪成、高攀龙提倡格物，以救空谈之弊，可以视为第一次修正。后是刘宗周提倡慎独，以救放纵之弊，属于第二次修正。明代中期以后，“经世”“经济”“实用”等成为出现频率颇高的词语，谈经世之书，包括《经世八编类纂》《皇明经世文编》；谈经济之书，包括《昭代经济言》《子史经济言》；谈实用之书，有《皇明经世实用编》等等。
二、明代学术的特点：“活力”与“多样性”
我们接下来讨论明代学术的“活力”与“多样性”。就明代学术而论，晚明堪称最具活力、生气且有解放精神的时代。有人将晚明的思想界称为最具“活力”（vitality）与“多样性”（diversity）的时代。（Yu Chun-fang, 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Chu-Hung & the Late Ming Synthesis）我受顾诚先生的启发，也持这样的观点，明朝人思想之活跃，兴趣之广泛，视野之开阔，均是前无古人的。
明代学术的“活力”，可以用“奇”“新”“变”三个字概括。所谓“奇”，是明人喜欢说一些不合于传统是非标准的奇谈怪论，借此获取声名，或起到轰动效应。例如邱濬论秦桧，说宋在当时是不得不与金讲和，“南宋再造，桧之力也”，又如李贽在论定“君子”与“小人”以及“清官”与“贪官”时，就明确断言小人可以“误国”，但君子更能“误国”，又称“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所谓“新”，在晚明的知识人群体中，出现了不乏新见的论著，如贺道星之《危言》，袁宏道之《狂言》，李贽之《焚书》，顾大韶之《放言》。根据这些书名或篇名，不难发现作者已经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言论因为自出机抒而不被传统或世俗之士所容。明代学术的最大特点，就是自出机抒，凡是前人说过的话，便不屑再说，却总是要另出一番新说。如韩雍、杨继盛讲《乐经》，抛弃前人之说，一无承受，而是“直接虞舜”；王阳明讲学，似乎从孔子之后，“到他方明白”。所谓“变”，变者，即不再恪守传统，而是持一种“是今非古”之论。如何乔新在说到“礼法”时，就主张“随时设数，不必拘于旧闻”。他认为，人君不必尽用“尧舜之道”，人臣也不必尽行“禹稷之事”。江盈科更是反对“泥古”，对迂腐的宋儒动辄恪遵“先王之法”尤为反感，认为先王之法“宜于古不宜于今”，不可概执。
明代学术的“多样性”，大抵可以用“博”“杂”二字加以形容。说其“博”，不仅限于知识储备的弘博，更是指明朝人有着包容不同思想、见解的胸怀。就知识结构的弘博而言，明人兴趣广泛，喜于务博，几已成为一种风气。说其“杂”，主要是指文化、知识弘博背后的乱象，甚至云龙混杂、泥沙俱下。明人学问，并非清儒所指摘的“空疏”，而是存在着博杂化的倾向。如明末学者邱一敬、陈际泰，均读书很多，堪称博学。对于他们的学问，邱一敬有“三河杂货行”之称，陈际泰有“广城杂货行”之号。
三、明代学术的重新定位
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对明代学术重新进行定位。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不但丰富多彩，而且极具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如此急剧的社会与文化变动，引发了众多学者关注明代历史的兴趣。由于研究者的切入角度不同，导致对明代学术历史定位的认知乃至定性存在着一些差异。
我们先以前人的讨论为起点。清人朱一新认为：“近人学为大言，未知其生平读书若何，而开口便斥明人不读书，不知此嘉、隆以后则然耳，乌可该一代！国朝惟小学骈文优于明代，其他理学、经济、朝章、国故及诗、古文之学皆逊之。至说经之书，明人可取固少，而不肯轻为新说，犹有汉儒质实之遗。近人开读书之门径，有功于后世者固多，而支离穿凿以蠹经者亦正不乏。康熙时，儒术最盛，半皆前明遗老。乾、嘉以后，精深或过之，博大则不逮也。”（朱一新《无邪堂答问》）顾颉刚则认为清学承明（《顾颉刚读书笔记》）。他从明末祁承《藏书约》的“三说”中，找到的清学承明的证据。
我们还可以做纵向的比较。首先是比较宋学与明学。余英时将近世儒学分为宋（包括元）与明两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对宋、明两代学术作了如下颇有见地的概括：“宋代的规模较广，而明代则所入较深。”他进而解释道，所谓宋代规模较广，是指它同时包罗了“尊德性”与“道问学”两方面，能不堕于一边。所谓明代所入较深者，则指其在心性之学上有突出贡献，把“尊德性”领域内的各种境界开拓到了尽头。（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其次是比较明学与清学，二者有同有异。清学继承明学，出现经学复古、尚博之风、考据之学。
最后谈谈明学的个性。明代学术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出机杼，凡前人说过的话，便不屑再说，总要另出意解。如顾大韶主张“疑经”“自得”，他的学术思想轨迹基本可以分为下面三步：首先，以汉学窥探宋学之源；其次以宋学证汉学之误；再次，摒弃汉、宋之学，专读原始经典的正文，藉此理解作者的本意，形成一种自得之学。明代学术的另一特征是走向通俗化和庶民化。我们可以从类书的风行，平民对讲学的参与等现象中窥见。
四、余论：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关于明代学术，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研究学术史应该考虑的问题。
首先是学术主流与潜流的关系。我过去也写过讨论明初心学的文章。明初不止有程朱理学，也有心学，程朱理学是主流，心学是潜流。为什么要重视潜流？潜流慢慢地成长，后期就变成主流。清朝的考据学怎么来的？也是从明朝的潜流过来的。忽视明朝的潜流，就不能充分地说明清朝的考据学。
其次是正统与异端的关系。明代的异端思想非常发达。过去我们说的比较多的是李贽，李贽是很值得研究的，不过他身上不止有异端的一面，也有正统的一面。明代异端思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姚广孝（释道衍），姚广孝在非常推崇程朱理学的永乐朝批评程朱。在他之后，有祝枝山《祝子罪知录》也批评程朱理学。此外，明代的丰坊也有异端的一面。明代异端思想实际相当多。对“异端”的理解，差异也很大。我们一般理解的异端，无非杨朱、佛道，这与明朝人的认知不太相同，明朝人所认为的异端是也在儒家阵营之内的。
第三是学术与思想。我们习惯于把学术、思想史放在一起来说，实际上学术、思想有很多区别。学术包含“学”与“术”，“学”是指知识的积累；“术”，从训诂的角度说，是路的意思。应当区分不同的概念。
第四是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学术研究需要方法论，我今天所讲的明代学术的特点与重新定位，没有专门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但我在学术研究中所秉持的方法论，已经在报告中有所体现，就是从原始典籍出发，厘清学术内部变迁。这一方法论也受到余英时先生的影响。套用外来理论，强行填充材料，这种做法有时候是削足适履，不一定合适。研究学术思想，既要有理论指导，也要有自己的方法。不过，理论和方法也具有多面性，因人而异，我们研究的取向，也是多样的。
（吴赵宜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