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守家园与远走他乡：观察汉代石刻工匠的一个视角
杨爱国 山东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演讲人简介：
杨爱国，山东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主要致力于两汉考古，尤其是汉代画像石的研究。出版有专著《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与他人合作出版有《朱鲔石室》《中国画像石全集》第3卷和《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等。在《考古学报》《考古》等期刊和论文集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20余篇。
问题缘起
不论技术还是艺术，都是由人来实现的。我最开始关注的不是工匠，而是纪年。受考古学中青铜器分期方法论的影响，我们首先把标准器找出来，把有纪年的画像石排下顺序，然后用考古类型学或者艺术史的方法分析其他的。在排序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些体系里体现了工匠的作用，也注意到了高平地区的工匠。
这个题目的缘起有几个方面。第一，赖非先生在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二卷）》的时候，根据画像的风格，对济宁枣庄地区进行了小区域划分，采用的是考古学类型学的方法，他在其中提到了工匠。第二，欧美学者研究作坊和艺术的赞助人，可是中国正史中极少有基层人民的记录，很幸运的是，这些画像石上保留了一些工匠的信息。第三，石刻工匠近年受到重视。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讨论汉碑时提到了工匠，给本人很大启发。之前人们认为，墓主的意见决定了墓室的修建，但邢先生在《汉碑、汉画和石工的关系》中讲到，墓主的意见是一方面的因素，工匠也有自己发挥的空间。影响碑刻、画像最后形式和成品的，还有实际制作的石工、石师或画师。石工或画师一方面有自己的职业传统，一方面必须满足造墓者的要求。石工或画师并不一定完全听命行事，不一定没有自己创作发挥的空间。一些有名的师傅各方争相礼聘，他们不但有可能自主创作，甚至可能带动流行。
赖非在《济宁、枣庄地区汉画像石概论》中提到，各区的工匠们似乎各自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活动范围。他们以雕石刻画为业，父子师徒代代相授，各有门户，有自己的传统。不过，我发现还有一些走出原有圈子的工匠，基于画像石的榜题，对这些工匠进行了研究。
固守家园的石刻工匠
我们该怎么确认哪些人是固守家园的工匠，定义的标准是什么呢？只要他的名字前面没有加上籍贯，一般情况下，我们就认为这个工匠是在家乡周围工作。正因如此，才没有必要写籍贯。
按此标准，目前我们见到年代最早的是在山东肥城栾镇村为张文思父造祠堂的“王次”。其次是永健七年（132）在河南襄城茨沟建造画像石墓的石工“褚置”。还有永和元年（136）在山东微山为王成母建造祠堂的石工“严申”。
还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比如雕刻山东嘉祥武梁祠的良匠“卫改”，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例外呢？后面我们会提到，他的风格不是标准的嘉祥风格，而是高平风格，就是后边我们说到的那些跑出去的工匠的风格。他是一个例外，虽然没有写籍贯，但我们觉得他恐怕不是当地人，而是一个外来的工匠。相似的例子，还有雕刻武氏阙的“孟孚、李立弟”，雕刻石狮的“孙中”等。
我也观察了一下刻碑的工匠。这类工匠名字在汉碑里的数量比较少，而且一般不刻自己的籍贯。比如说，元和四年（117）《祀三公山碑》中的“工宋高”，永建三年（128）《王孝渊碑》中的“工人张伯严”，以及建安十三年（208）《赵仪碑》中的“以家钱雇饭石工刘盛复立”。这是成都的阳嘉二年（133）的李君碑的碑阴，上面刻着“石师王仲造”。还有在山东泰安岱庙收藏的东汉张迁碑，上面刻着“师孙兴”。刻碑的工匠一般不刻家乡，不过也有个别刻家乡的，如建安二十一年（216）《绥民校尉熊君碑》“碑师舂陵程福造”，属于个例。
远走他乡的石刻工匠
截至目前，我们在汉代石刻工匠里见到走得最远的，是洛阳中东门外一对狮子的制造者刘汉。这对狮子原藏于山东临淄县学署。文献中可以找到“刘汉”的名字，即《后汉书·五行志二》中提到的“汉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阳刘汉等百九十七家为火所烧”。只是无法确定，《后汉书》里说的这个刘汉，跟我们看到的制造狮子的刘汉到底是不是同一人。
洛阳到山东临淄差不多有800千米，这么远的距离，以我个人来看，狮子从洛阳做好后再运到临淄去的可能性比较小。应该是工匠过去之后，在当地采石头制造。当时临淄有这样的条件，采石还是比较方便的。
高平工匠和他们的足迹最有代表性，大家最熟悉的是嘉祥宋山、嘉祥齐山、嘉祥武氏祠阙、梁山茶庄墓、东阿邓庙墓、济南张庄、长清大街村墓、泰安大汶口、莒县东莞阙等。高平工匠的原来位置，就是当时东汉时期高平侯国所在的位置，微山湖以东的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跑到了很多地方。高平工匠他们的画像风格是什么样的？实际上，所谓高平工匠根本不是一个集团，我们先来看那些没有远走他乡的工匠。
当年东汉的高平侯国就是在今天的微山湖边上，也就是现在微山县的位置。这种风格是怎么样的呢？是一种剔地浅浮雕的风格，显然也是当地高平派的雕刻手法。另一派远走他乡的工匠，水平是与家乡的工匠拉开差距的。工匠雕刻了这么精美的东西，我们在当地却找不到艺术渊源，也非常遗憾地没有发现榜题。
石刻技艺的传授
我们先讨论石刻技艺的传授问题。赖非先生曾提到，各个作坊之间各立门户。石刻技艺最主要的方法，可能也是中国传统工匠的技艺传授的方式，就是口传心授：靠说和听，以及师傅的现场示范来进行学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山东苍山城前村的墓画像题记，就特别像后代的画诀，读起来朗朗上口。根据题记和画像石图像的对比，我们猜测后人对这座墓进行了修补，目前看到的画像石可能不是原样。
石刻工匠和殡仪服务
中国古代殡仪服务的专业化应该出现比较早，可能新石器时代就有，依据是山东大汶口的墓穴已经非常深，而且有葬具，开始出现等级分化。另外，良渚文化的大墓也能看出殡仪服务的专业化。而《周礼》中关于族坟墓的区划与管理表明，最晚在周代，殡仪服务已经专业化和职业化。商业化要晚于专业化，但汉代肯定已经出现。
祠堂上的题记，也证明殡仪服务的商业化。比如江苏铜山汉王乡东沿村永平四年（61）小祠堂题记：“石室值五千泉。”山东肥城栾镇村建初八年（83）张文思为父造祠堂题记：“石值三千。”山东莒南东兰墩元和二年（85）孙仲阳仲升为父造阙题记：“贾直（值）万五千。”江苏铜山汉王乡东沿村元和三年（86）小祠堂题记：“石室直（值）囗万五千。”再就是山东嘉祥建和元年（147）武氏阙题记：“使石工孟孚、李弟卯造此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师（狮）子“直钱四万。”山东东阿永兴二年（154）芗他君祠堂题记：“价钱二万五千。”
这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用来讨论当时的物价？本人对此持保留态度，孝子可能会自我标榜，会虚报价钱，实际可能没有这么高。以此研究当时的物价需要谨慎，还是要看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
结论
我们可以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或者是艺术史风格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画像石，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到大量工匠有固定的服务地区，与此同时，也有工匠会流动到其他地方。在殡仪仪式中，乡里的先生能起到很大作用，墓主家里可能服从先生的安排，而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工匠有可能平常和农忙的时候要种自己家的地，然后有人来请的时候，就会去人家那里雕刻，或者在作坊里直接做一些成品。武梁祠应该是量身定做的，个性化强，不是工匠进行量产的结果，画像石的内容是根据其性格特征来制造的。
（秦莹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