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反思：从列文森之后
叶文心 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教授
演讲人简介：
叶文心，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杰出讲座教授。曾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东亚研究所所长、校长办公室国际事务资深顾问，以及美国历史学会会刊编辑委员会委员、德国洪堡基金会杰出教授等职。著有《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外省行人》《民国知识人：历程与图谱》《上海繁华：经济伦理与近代城市(1843-1949)》等。
2025年3月24日下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杰出讲座教授叶文心在文史研究院做《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反思：从列文森之后》讲座，与谈人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讲座由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杨志刚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叶文心教授首先回顾了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生平，包括他的出生背景、教育经历、学术生涯。列文森1920年出生于波士顿的犹太人家庭，曾就读波士顿拉丁学校，1937年考入哈佛，费正清曾担任其导师。二战期间，列文森应征入伍。战后，列文森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1年起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直到1969年因为意外事故去世。列文森为伯克利建立了中国史学科，提升了东亚史研究在历史系的地位，但在政治上境遇不佳，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五十年代，列文森因犹太身份遭受政治审查；六十年代，又因不参与反越战运动遭学生批评政治性不够。作为犹太裔历史学家，他的政治忠诚始终被主流怀疑。
叶教授接着分别介绍了列文森的两部代表作，《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下称《梁启超》）及《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下称《三部曲》）。在《梁启超》一书中，列文森讨论梁启超作为具有思维能力的主体，在流变时空中思想如何发生变化。列文森认为文明急剧转型时代的知识承载者，无法也不应该像过去一般循规蹈矩、四平八稳，必然经历“失态与脱格”。儒家天下观在近代经历瓦解与重组，梁启超的彷徨、焦虑、自我反省及追寻正是这一过程的缩影。他不断在行旅中吸收外部思想，进行内心反省，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列文森把改造创新与失衡失语看作事情的两面，其历史书写把现代性带进中国近现代史视野。
《三部曲》与《梁启超》具有连贯的内在思路，但《三部曲》的主体已不是个人，而是知识人群体；关注对象也不再是个人如何经历古今中外时空的断裂、衔接与等差，而是思想体系与国家道路如何在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在时局巨变之下如何衔接的问题。晚清救亡图存浪潮下，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有两种不同重构方向：一种是“博物馆化”，将传统供奉起来，忠于过去的形式与仪轨，却忽视当代有机联系，这使得儒学形存神亡；另一种则是在精神内源里寻找求变的动力与支撑，例如康有为以儒家今文学派改革家的身份来对待它，最后根本走出了儒学的框架。列文森认为，辛亥革命后，儒家思想失去制度附庸和社会载体，成为无所附着的游魂，中国思想界在各种思想回旋激荡之间，最终才在共产主义那里找到出路。共产主义填补了儒家崩解后的思想空间，从社会功能角度看，共产主义为新型社会知识阶层的形成提供制度性表述与社会基础。
在介绍列文森的生平和著作后，叶教授谈及本次讲座的主题选定，即现在为什么要读列文森，以及为何要以列文森为思想史坐标的问题。叶教授强调，阅读任何文本，开发其意义，必须首先辨别该文本旨在解答的问题。而要充分理解文本提供的答案，也必须辨析过程中被舍弃的其他可能选项。列文森对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历史书写独具特色，充分反映其独特的时空观，以及对思想作为“社会行为”的深刻认知。书写历史时，列文森所想象的时间不是连续的，而是断裂的；他所想象的空间，是中外并存的空间，且这个空间并非平整，而是有高有低、参差不齐、相互渗透。列文森将思想视为“社会行为”而非孤立文本，他的思想史研究，并不是将思想单独抽离出来孤立地分析，而是注重社会制度、经济结构与思想的互动关系。在他那里，思想文本蕴涵的产生，不在于符号表征的过去沉淀，而在于应对新命题时产生的变化。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他也不孤立地考虑中国，而是将中国作为世界史中的一个单元，更进一步回答帝国兴衰存亡的问题。列文森对“势”与“时”高度敏感，他所分析的思想行为，紧扣在地关怀和讯息与思维流过的关系网络，知识人则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群体中的一员。
列文森《三部曲》撰写的是一部长达百年的近代通史，他的作品在时间上存在下限，但从逻辑上看，叙述并未结束。他的叙述过程采用的是正反辩证的逻辑，不断在正反辩证中发现新的不稳定因素，进而生产下一个正面与反面交错的过程。因此，他所提供的文本是一个在逻辑上具有开放性的辩证性论述场域，后人可以在他的基础上继续发扬，即根据后来的事态发展，演绎出新的结论。叶教授也指出，列文森的思想史执着于文字与文本材料，但近年来学者已经意识到思想表述与形成可以依托的媒介并不限于文字，还可以是实物。
叶教授最后总结，列文森《三部曲》是针对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上半叶历史问题提供的部分解答，但他的叙述并未覆盖所有问题，也未给出完善的答案。历史书写常需拐弯或蓦然回首才能发现新的可能性。列文森写历史时，逻辑推断上显得稍微绝对，认为儒家崩解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构是一个逻辑性紧密相连的过程。他的结论可能说得太死，而本身的逻辑又过于开放，我们需要进行反思，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跟随他的思路，又在何种情况下需要与他分道扬镳。
叶文心教授发言完毕，接着葛兆光教授发言。他从自己对列文森的兴趣讲起，回忆起2002年在香港与张灏先生的一次讨论。葛教授赞成张灏先生的意见，即做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人，也应该去阅读列文森，因为列文森也给古代思想文化史的学者提出了很多问题，中国近代的变革体现在从“天下”观念转变为“万国”观念，对此就需要需回溯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朝贡体制及在东亚的位置，以及这些如何在晚清被西方国际秩序所改变。葛兆光教授表示自己并不赞成列文森的一些结论，但强调列文森的确带给我们很多启发。
葛教授进而围绕儒家思想的古今之变展开讨论。古代儒家思想是否如列文森所言在近代以后即进入博物馆“木乃伊化”值得商榷。在他看来，儒家思想尽管在近代曾被边缘化，但反而像基因遗传一样一直存在，或者说“借尸还魂”。尤其应当注意的是，理解儒家不应片面，还需要考虑儒家在古代中国作为思想学说、意识形态、乃至成为风俗、习俗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样态，由此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儒家在古代及近代的影响力。
最后葛教授表示，历史学家的研究有至关重要的两点，一是基于史料得出正确的判断，二是能够为预测未来的走向提供参考。列文森对历史有着清晰而明确的研判，但他也忽略了中国的复杂性，所以列文森一方面给我们启发，一方面也让我们怀疑。列文森的英文华丽难懂，但他的观点非常清楚，他判断儒家已经成为游魂，传统要被抛弃，中国必须从天下走向世界，接受现在的世界秩序。无论读者是否同意，列文森讲的非常清楚，这一点难能可贵。后来的学者也必须和列文森对话，回应他提出的问题。
葛兆光教授之后，章清教授发言。他首先回顾重读列文森风潮在北美的兴起，指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列文森的学生辈，重读列文森作品，有他们的问题意识。同时指出，由于列文森的特殊性，我们有理由对其结论提出质疑，但列文森等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解读，无疑也应当得到重视。列文森的作品并不好读，近年来新译本的出版，则为学界理解列文森提供了很好的基础。结合列文森之子的回忆文章，追踪他的家庭生活，或许可以更进一步理解列文森。
关于今天重读列文森的意义，或者怎么来把握列文森的重要性，章教授认为，列文森的著作在三个层面为学界做出特别示范：一是空间和时间的屏障消除以后，历史学者可以实现共情；二是语言层面的鸿沟可以弥补，三是在各自叙述的历史中，仍有可能实现有效的对话。章老师特别提到，如何理解中国，定位中国，是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包括葛兆光教授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等，都围绕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列文森一项主要工作也是为中国在世界找到定位，在这一意义上，重读列文森今日仍有极大的必要性。
最后，章教授指出，近年来全球史的兴起，也是立足于在史学知识生产层面来实现有效沟通的一种努力。如何穿透语言障碍，是学者必须面对的挑战，自己近年来对概念史、语言问题颇有兴趣。列文森思考问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所有人可共享一个普遍的话语世界，并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例如他明确指出“天下”一词在英文中无法找到对应词汇，必须在中文语境中理解。语言问题至关重要，今日的研究者也应关注这一点，处理古今词汇的流变。若只谈论时髦话题，我们根本就不具备讨论问题的基础。
三位学者发言完毕后，现场听众踊跃提问，双方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最后，由杨志刚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讲座圆满落幕。
（吴赵宜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