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  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

演讲人简介：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长期致力于汉学研究。主要著作有《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传教中的“他者”：中国经验教我们的事》《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可亲的天主：清初基督教徒论“帝”谈“天”》《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历史文本的文化间交织——中国上古历史及其欧洲书写》等。

每次到文史研究院来做演讲，对我来说都是很高兴的事情。我今天的题目是：“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同名著作刚刚出中文版。我的演讲主要集中于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

一、研究背景与方法论

首先解释下为什么我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四十年以来，我一直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两个文化相遇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研究这个题目，需要一个实验室。我的实验室是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近年来，我参与了一个研究项目，叫做书籍的文化间巡回传播。其中一个问题是，住在中国的明末清初的欧洲人，他们是不是读过中国的邸报？

当然，我研究这个问题的角度，和文史研究院的项目也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文史研究院关注从周边看中国，还有一个项目是交错的文化史。从周边看中国常常主要是从韩国的、日本的等资料来看，可是我们也应该从欧洲的资料去看。

我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一门‘之间’（in-betweenness）的艺术”。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看法中去研究这个文化接触的过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interaction这个词中的inter。每个相遇会变成一个故事。我看邸报，有一部分目的是捕捉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以上就是我的方法论。

二、研究对象和前人研究

本研究的对象就是邸报。刚才已经说过，两三年之前，当我用英语发表这本书时，题目是一模一样的。上个月中文版出版。我的书里面主要分为康熙时代、雍正时代、乾隆时代，我这次讲座主要集中于雍正时代。后面也会提到乾隆时代的少量材料。我会先简单地介绍这些资料，然后谈这些材料的产生、传播和研究情况。

我不是第一个研究邸报的人。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很多中国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邸报。中国人民大学有两篇博士论文专门研究清代的邸报。也有西方人研究过邸报。比如梅嘉乐（Barbara Mittler）、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墨安屴（Emily Mokros）等。墨安屴在她的书中说：“人们对晚清中国邸报的研究兴趣来自三个方向：新闻史、政治史和社会信息史。”

就文献而言，1800年以后，关于邸报的资料很多，而1800年前邸报的一手资料非常少：乾隆时代现存的邸报只有394份，雍正时代只有1份，康熙时代基本没有留下来。正因此，学界通常用1800年以后邸报的名字或内容来推测在此之前的情况。

我们希望从周边来看中国，看欧洲文献中有没有关于邸报的研究？我也想知道这些文献对于事件的记载是否准确。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先运用实录，随后回溯到起居注和上谕，将这些材料同欧洲关于邸报的翻译去做对比。

三、文献的生产

我关注传教士或其他欧洲人把邸报翻译成西文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印刷资料是《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关于中国的都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有三封信是龚当信（Cyr Contancin）写的。他1701年到达中国，1726年以后在广州。他在广州的时候写了三封信，一共300多页，大多是关于邸报的资料。

首先，龚当信简单地给欧洲人介绍邸报的内容是什么。他说邸报包括官员的名单，也有新的消息、新闻，还有皇帝的礼仪，或者关于工程所花的费用。第二，他也介绍了邸报的结构：先有奏折、后附上皇帝的上谕或批复。

其次，龚当信不只介绍邸报的内容，他也强调邸报的意义。他认为，中国的邸报的有用之处在于，它不像欧洲报纸，充斥着无用的旁议和闲话，而是只提及与皇帝有关的内容。并且，这些邸报也可以用于教导公众。龚当信特别强调：“那些负责邸报的人也不敢在上面添加任何东西，甚至连他们自己的想法也不能，否则肉体就会收到刑罚。去年，一个书吏和一个提塘被判处死刑。”我找到了龚当信所述死刑事的来源，是1726年6月4日（雍正四年五月五日）发生的事情。

最后，龚当信虽然写了300多页关于邸报的内容，但很少表达自己的看法。他对于皇帝的总体态度是赞许的。他认为，雍正皇帝关注臣民的生活，扶持公共事业；在中国有一个积极的官僚体系，官员发挥着主观能动性。

最重要的资料莫过于藏于罗马传信部档案馆（The Propaganda Fide Historical Archives）的潘如（Domenico Perroni）手稿。潘如与龚当信同在广州居住过一段时间。潘如报告的内容与龚当信十分相似，但他的看法则有所不同。比如潘如认为，皇帝被他的官员蒙蔽，官员永远在奉承和赞美皇帝。

四、文献的传播

关于中国的邸报信息在欧洲是如何传播和被人接受的？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学术期刊和小册子、《中华帝国全志》以及广泛引用上述内容的其他有关历史的著作。

首先是学术期刊，比如《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çavans）、《特雷武文集》（Mémoires de Trévoux）、《蜜蜂，或即世界周刊宣传册》（The Bee, or the universal weekly pamphlet）等

些期刊或册子中有很多书评对邸报有长段的引用。

另外，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主编，出版于1735年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也包括了很多有关邸报的资料。实际上，本书的出版也受到龚当信的协助。

因此，当时的欧洲人已经通过期刊、书籍等充分了解了中国邸报的内容。可以说，至少在18世纪，中国的邸报已经进入了全球公共的视域。我这里用“全球”，当然并不包括南美洲、印度等等，而是宽泛地包括超越汉字文化圈的地域。

五、文献的接受

这一部分中，我主要关注欧洲读者怎么利用邸报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首先从伏尔泰（François-Marie Arouet）开始讲起。伏尔泰很清楚中国有邸报。伏尔泰是《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Gazette”词条的编纂者。他提到：“Gazette是对公共事务的记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刊物，这个国家的邸报是根据皇宫的命令每天印刷的。”有进一步的证据可以证明，伏尔泰利用了经龚当信翻译的邸报。另外，在其著作《风俗论》中，伏尔泰也对中国的邸报给予了类似的积极评价，强调其真实性和“公共需求”方面的特征。可见，伏尔泰利用中国邸报，来论述其理想中的政府形象。

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和魁奈（François Quesnay）对中国的看法比伏尔泰更有批评意味。比如，孟德斯鸠引用了龚当信所提到的邸报作者因言获罪的例子，认为“没有比这些模糊的法律更危险的”。对他来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惧”。而魁奈则指出，“中国是一个合法的专制者统治的国家”，中国政府“不是一个野蛮的政府，它的基本法完全独立于皇帝”。而在1766年，瑞典出版《写作与出版自由条例》。当代学者芮瑞娜（Lena Rydholm）在研究中发现，瑞典政治家以中国的邸报为例，来加强他们在瑞典推行一部新闻自由法案的主张。

最后，我简单提一下乾隆时期的邸报资料。乾隆时期最重要的材料是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的《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回忆录》（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c. des Chinois）。这本书中包含了很多邸报资料。比如，《四库全书》在出版之前，欧洲已经流传着与其相关的消息，这些都是钱德明通过翻译邸报而来。

总之，我用“从周边看中国”“交错的文化史”以及“‘之间’的艺术”三种方法来研究邸报。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18世纪，中国的邸报已经进入了全球公共视域。

（张端成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