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唐五代旷野鬼夜叉图像小议

王芳 慕尼黑大学印藏学系博士生

敦煌地区盛唐、吐蕃及归义军统治时期(八到十世纪)，在莫高窟、榆林窟经变壁画、以及藏经洞出土绢画、版画及纸本画的主尊像周围，通常配置高度程式化的鬼神部众，其中出现一批造型独特的携抱童子的男性夜叉图像。基于学界刊布的相关资料，目前已知九例此类夜叉图像（附表1），一概为夜叉怀抱或托举童子造型。以往图录解说往往将该夜叉图像当作鬼子母夜叉女的变体造型。日本学者松本荣一认为此夜叉携抱的童子是毗沙门天王的童子形化身，或是毗沙门天子之子赦儞娑。笔者以为，该夜叉图像可能对应佛经中噉食童子的旷野鬼夜叉，在敦煌地区此者被赋予守护幼儿的内涵，从而呈现鲜明地域特征。

敦煌旷野鬼夜叉最早一例见于莫高窟盛唐445窟北壁弥勒下生经变（八世纪中叶）。 中晚唐壁画环抱童子的夜叉造型逐渐固定下来，有意凸显夜叉对幼儿的守护职能。五代时期，该夜叉不再怀抱童子，而是改作单手向上托举童子，形成童子在夜叉手掌上舞蹈嬉戏的新造型，是本地唐代造型基础上的发展形态。

敦煌地区八到十世纪该夜叉图像，均呈现男神特征， 具有明确的幼儿守护者职能。稽查相关经典可以发现，与幼儿联系紧密的男性夜叉首推旷野鬼夜叉。另一方面，从三、四世纪西北印度犍陀罗、以及七世纪前后新疆龟兹多例佛陀降伏旷野鬼夜叉图像可知，该夜叉图像自西而东传入敦煌，有明确迹象可循。犍陀罗浮雕佛陀降伏旷野鬼夜叉图像出场人物众多，叙事性较强。 龟兹壁画图像仅见有佛陀、旷野鬼夜叉及童子这三个与故事相关的人物，情节表现受到了抑制。敦煌携抱童子的旷野鬼夜叉图像，从佛陀降伏旷野鬼夜叉图像中独立出来，与组合表现的其他人物之间缺乏情节性关联，从而形成敦煌一地旷野鬼夜叉图像的显著地域特征。

盛唐至五代，敦煌怀抱或托举童子的旷野鬼夜叉图像的流行，反映了当地民众持有旷野鬼夜叉能够庇护童子康健乃至长寿的信念。敦煌旷野鬼夜叉图像，不同于犍陀罗、龟兹地区所见同类图像的叙事性表现，而是作为程式化的鬼神部众一份子表现，其出场与主尊像的尊格没有多少必然联系。 这种程式化的随意组合表明，当时旷野鬼夜叉信仰已深入人心，该神祇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形象。

附表1、敦煌旷野鬼夜叉图像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