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论在历史与哲学之间
——中国传统中默识的知识规则
左娅 博敦大学历史学系与亚洲研究系助理教授
知识论有时也翻译成认识论，是一门关注知识性质、来源和真伪判定的学科。现当代分析哲学传统中的知识论起源于笛卡尔，中国知识界于清末民初开始对其感兴趣。金岳霖先生《知识论》一书中对“知识论”的阐释为“以知识为对象而作理论的陈述底学问”。现代分析派知识论的主要观点有：认识（cognition）、官能（perception）及判定（justification），从中引申出几个重要的问题：知识的来源、性质和类型，知识的判定，知识的真伪。这是自笛卡尔之后现代西方所充分发展的学科，它与现代社会尤其是科学研究息息相关。
讲座首先提出问题——前现代的中国有知识论吗？
形式上，该问题可转化为中国古代传统中有成文成论的有关知识的哲学讨论吗？一般认为严格意义上是没有的或者说几乎没有，只存在一鳞半爪。如《墨子》中言“请惑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此处所表现的知识论的来源是感官，感官经验是判断知识有无与真伪的标准。如此之类很少并且缺乏系统性。内容上，则更加没有，知识的类型、性质、判定等知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都是非常陌生的内容。传统的论调“西方追求的是真理，中国追求的是道”虽然陈旧，却很难反驳。
Thomas Metzger（墨子刻）对此做出论断，认为这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知识乐观论。这种乐观是盲目乐观的意思，与怀疑论的悲观相对。
接着左娅老师解释了这种不同文明对比研究的意义，认为当代学术的很多问题都是从表面看上去没什么联系和建树的问题慢慢生发和复杂化最后结出果实的。史学有立场，而如何将我们所带的具体的历史立场转化为一种精致的以史料证据为轴心的技术，从而揭示出历史中未被揭示的内容，才是史学研究者要解决的问题。
没有成形成论成系统的知识论并不意味着知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不重要。在任何时代，有关知识性质、类型及真伪的判定都具有高度实践意义，但凡有人在追求知识就会有人在思考这些问题。中国古代也十分重视知识，但是为什么结果与西方有如此大的差异？原因是其重视的不是同一种知识，或者说对知识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有没有一种适合中国古代的知识范式？
概括来说，中国古代知识具有以下最基本的特征：（1）导向上，中国古代思想在导向上重视关系和过程，而不是实质或者特性。（2）知的方式上，在很多上下文中，知都不是现代知识论里讨论的认知举动，而是意味着身体的参与，这是方法论上的区别。（3）存有论上，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是不强调主体和客体的分离，甚至是强调主体和客体的不可分离，即所说得“天人合一”。
儒家理论中的“知”能充分体现以上三个特点。最直观的是“知礼”，“礼”是指人际关系束为契约的一种形式，知理就是要对这些关系如君臣父子等有通透的认识并且能切身实践。比较复杂的是“知道”，“道”是指万事万物之动的轨迹，即它是一个动态的关系的总和。但是所谓的“知礼”、“知道”都不是主体对客体的探究。又如宋明理学中，程颐说“心与道，浑然一也”，表明主体与客体是一体的，一旦心离开了道，知道这个过程就无法完成，只有当主体心消失于道中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知道的人。这与西方探究真理时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独立与分离有天壤之别。
另一个例子是阴阳五行，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有分类，同类事物之间有著名的“同类感应”。阴、阳、五行都是类型，作为类别它们解释了同类事物之间的互感，异类事物之间的不同，从而这个系统能把万事万物统统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联系并非因果关系。《淮南子》言“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鳞者，蛰伏之类也，故属于阴。日者，阳之主也，是故春夏则群兽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阴之宗也，是以月虚而鱼脑减，月死而蠃蚌膲”。羽毛类为阳类，蛰伏类为阴类，作为阳之主的太阳和阴之宗的月亮一发生变化，其同类的事物也会随之而变。也就是说阴阳五行其实探讨的是关系而非本质。人类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是参与者而不是以一个隔离的主体的身份在观察，在接近真理，所以并没有哲学的基础来区分主客体。
之后讲座在此理论框架下对值得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展望：第一，判定，这是西方知识论中非常基础和重要的概念。严格意义上的“判定”在中国不存在并不意味着知识的可靠性在中国就不存在，那这种可靠性的判断机制是什么？第二，经验主义，怎么解释中国古代对经验的态度？宋明理学的“格物致知”是否等同于西方的实证主义？左娅老师在其著作中对此有具体探讨。
讲座最后讨论了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即在思想史的研究里使用原文中没有的概念是否合理？左娅老师引用了河床与河水的空间比喻，将具体的论点和知识论预设即“默识性规则”（没有讲出来的不动的东西）分开，这两者不在同一个概念层面上，但都是真实存在的。提出这个方法论的初衷是成就现代学术的一大美德，也就是清晰，这意味着要进入古人的思想境界，并用现代学术语言将这个世界充分完整地展现出来。
（周芳琴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