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米扬研究的复兴

——中国视角下的佛教美术百年学术史观察与思考

邵学成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阿富汗是已经伊斯兰化千余年、佛教信仰已经完全消失的国家， 阿富汗自身古代也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历史纪年，整体是文献稀薄的状态。19世纪开始阿富汗被西方探险者发现研究后，当地土人对于过去已经一无所知，考古学成为认识过去的一个重要手段。阿富汗的考古美术研究历来是欧美日各国的重点研究项目，各国学者呕心沥血经营百余年，尽管早期研究存在不同的目的和动机，但是在各国的教育传统中接力式研究的保障下，研究成果成果丰硕。遗憾的是中国学界因为种种原因一直缺席邻国阿富汗的研究，1979苏联入侵阿富汗引发的地区动乱更是增加了对于该地区的研究难度。巴米扬东西大佛在1998年3月、2001年5月被阿富汗塔利班恐怖组织炸毁，部分石窟也遭到破坏，这个物理性质的灭佛事件不仅让人类文明史蒙羞，也被某些人悲观地认为是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的终结，因为它们消失了。巴米扬遗址在中国学界被重视也是在近代文革之后的一段时间，也是一直被口头重视却又被行动上忽视的佛教遗址，因为早期研究最佳时机的错过，所以我们没有掌握真正的一手资料。同时观察以西方学术史，也会看到不同的视角观察和转述中承载过太多的遗憾和故事，原来阿富汗研究中一直有一个隐形的中国存在，这个中国的形状有时候是古代中国、有时候又是被翻译的被转述的中国。阿富汗本身历史文献和文字资料的缺乏一直困扰着所有的古代史研究，从周边邻国寻找文献资料成为理解过去最便捷的方法，这个时期解读巴米扬最重要的文献来自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

战乱后重建中的阿富汗百废待兴，同时文化建设任重道远，依靠阿富汗自力更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国际援助显得尤为重要。各国学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下获得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研究环境。各国考古美术考察队在进入巴米扬山谷及其周边地域进行专项调查后发现，巴米扬石窟历经浩劫，实际毁坏程度超乎人们想象，很多大像、石窟内部的装饰已经荡然无存，一些美术史的研究基本失去继续深入的可能。

如果结合巴米扬佛教遗址百年研究史，对于新出土新发现的材料和内容进行分析，思考既往国际研究的得失和进一步展开研究的可能性，会带来很多新的人文启示。 

佛教起源的印度没有如此大的巨佛像，犍陀罗地区也没有石窟和巨佛，为何巴米扬会存在这种大体量的佛像呢，它的含义是什么？这一异象被东西方学者关注后，成为一个研究“显学”。在欧美巴米扬是作为东西方融合的古代希腊化佛教遗址案例被重视，因为古希腊的荣光曾经让近代史上无数的欧洲人来到亚洲找寻往昔的光辉足迹；在亚洲重视是因为对丝绸之路文化知识渴望背景和佛教界的势力影响。然而这一阶段决不能忽略其他因素对近代考古学的影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都曾经与考古学研究搅浑在一起，构成那个时代特色。

既往研究从不同视角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寻找创建大佛和石窟寺院的建造动因及过程，但研究巴米扬既包含其本身佛教艺术研究得失的总结，也是对围绕巴米扬研究形成的学术史和研究方法的双重阐述模式，因为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史同样为巴米扬自身历史的叙述提供讨论证据的来源和史学的价值。巴米扬佛教美术有时无法以统计学的方法加以归纳涵盖，因为宗教研究往往涉及到具有“独特人性或者神性”的程度，被赋予一些神圣象征意义，所以对这些事物进行研究时，恰恰是经不起科学探索。人文学科的研究是促进对未知世界的认知和增强对已知世界的感受，以各种方式方法表达出来，在巴米扬研究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巴米扬佛教美术研究史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都与阿富汗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第一个阶段是从1922年法国签订30年考古独占协议，大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提前结束，后两个阶段划分均与阿富汗国内政局动荡相关，分别是截止于1979年苏联入侵，和开始于2002年阿富汗的战后重建，因为和平稳定的环境是人文研究的前提。此外这三个阶段也明显体现出考古学调查内容和方式的层次关系，也反映了艺术史研究的思潮和方法改进。第一阶段学界讨论的是前伊斯兰化时代内的巴米扬石窟建筑的状态和功能，集中于解释巴米扬山谷佛教起源与传播，早期法国学者由于受到汉学和伊朗学的强烈影响，对巴米扬年代学研究过分依赖于汉学的成果，这一阶段对巴米扬山谷田野考古发掘很少，主要是做洞窟清理工作，但很关键的G窟和丰都斯坦(Foundkistan)的出土材料，提供了重要断代依据，但这一时期由于法国的考古垄断，其他国家只有艺术史学者参与了讨论，关于巴米扬壁画样式的来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确切一点来说巴米扬艺术的源头来自于哪里，虽然按照风格学进行了年代分期，但每一期内的分格来源与传播流变都有继续讨论的价值。虽然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新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基于图像学的分析又显得有些单薄。

第二阶段有关学者通过实地考察构建起巴米扬佛教艺术和周边地区的发展脉络，并尝试解决精确的年代学问题，这一阶段涉及考古学、美术史、历史语言学、佛教学等诸多学科对巴米扬的多元研究，有价值的新讨论主要得益于田野工作考察和考古新发现所提供的材料信息。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学科兴趣使得各国学者对巴米扬遗址的研究重点和关注程度有所不同。同时巴米扬的高度在印度队的测绘下得到了精确数据，即西大佛55米，东大佛38米。

希腊化遗址和印度教遗址考古发现和发掘，改变了人们对该地区的历史感觉；印度教与佛教建筑文物相混合的现象，一方面表明了地区信仰的复杂状况，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巴米扬周边地区佛教后期衰落的面貌，一种新兴的密宗美术已经开始传入该地区，深刻的影响着佛教美术的面貌。

这一时期国际上出现了关于巴米扬研究的高质量重要博士论文和研究报告，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实地考察获得。这些研究工作也都围绕巴米扬遗址周边的物质遗存进行大数据收集，和将巴米扬置入整体历史大背景分析，对于巴米扬遗址7世纪突然兴盛的原因进行解释阐述，商业贸易和交通道路的变化带来的巨额财富是巴米扬佛教美术的赞助来源。

但同时，一些区域化的精细研究却面临了地域之间组合的问题，山地地理环境决定独立小王国有可能属于不同的民族和政权，巴米扬就是这样一个独立小型王国，没有发行钱币，也并不不是一个政治强国，有可能只是一个宗教中心，其佛教时期的主体民族属性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当所有巴米扬的地表遗存研究都要等待地下资料进行验证、不得不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断了所有考察工作，外国考古学家必须撤离，实地考察研究被中断。

第三阶段跨学科的交叉式研究扩展了有关巴米扬山谷文化景观的整体认识，同时致力于思考巴米扬地区的佛教部派及其义理。巴米扬佛教根据出土文献可以得知曾存续过法藏部、一切有部等部派佛教，应该是大小乘佛教并行发展的样貌。

巴米扬学术史的第三阶段最有成效的是以2002年巴米扬遗址的考古工作再次启动为契机，最重要的是法国考古队在2002年至2009年在巴米扬山谷进行长达7年的发掘，最新的报告出版于2012年。考古队对以往理论上推测的涵盖文物遗存内容的地区进行探测发掘，发现了以往未知的地下佛教内容。《大唐西域记》中关于“梵衍那”国的描述的大都城遗址、山谷寺院遗址、佛塔和涅槃佛遗存都相继发现，这是最为丰富的研究材料。

从地层学和类型学观察可以确认巴米扬地区出现过两次繁荣的佛教时代，根据钱币学证据，巴米扬佛教美术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2至3世纪，也便意味着贵霜时期佛教就已经进入巴米扬, 但第一个繁荣期是3至5世纪，从考古遗址看犍陀罗风格是这一时期的主导因素，在佛教美术样式上与同时期哈达（Hadda）、迦毕试（Kapisa）区域有许多共通点。

第二个佛教兴盛的年代开始于6世纪的西突厥统治中亚时期，这一时期连接兴都库什山脉南北交通线路的重心开始从犍陀罗向巴米扬转移，巴米扬山谷发生营建礼仪性纪念物建筑（立佛、坐佛和大塔等）的高潮，出现大量组合式石窟、寺院伽蓝、活跃的手工作坊等建筑。同时周边山谷都积极建设军事城堡建筑，似乎是为对来自西方异教徒的威胁，整个城市景观营建和宗教建筑活动被认为是社会复杂性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一定意义上讲是该地区封建社会的开始。

约9世纪时巴米扬山谷寺院遭受的严重火灾毁坏了几乎所有的建筑和大佛像，石窟寺院也开始遭到破坏损毁，似乎在达成某种协议之后，这些佛教遗存被有选择的保留，此后该地区的佛教艺术和社会经济均走向衰落。完全伊斯兰化一千年后，陆地交通道路的再次改变，也让本地区人们渐渐忘记所有佛教时期的历史，石窟被用作居住和商用存储设施，成为游牧民的宿营地，直到近代西方探险家的发现。

讨论围绕巴米扬遗址产生的各种研究学说，在置于东西方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思考，这也是中国美术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历史学的视角中，中国官方文献记载唐朝曾经设置过写凤都督府辖制该区域，留下一定数量的记录，但考古学研究中尽管一直积极寻找来自中国的影响和证据，但没有真正让人信服的出土资料突破。巴米扬在2003年被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后，作为全人类的遗产，巴米扬的研究保护任重而道远，希望大家携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