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耳杯曾风靡汉代，到魏晋南北朝之际不再盛行。与此同时，北魏墓葬中出土了银质耳杯。这一新器形与汉代漆耳杯有无渊源，又是否产自中原？本文试图通过对汉代漆耳杯与北魏银耳杯的比较分析，观察北魏银耳杯对汉代器形的传承和改变。本研究将论证这些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伊朗文化圈的影响，并从造型、装饰、材质三个方面探讨中西文化交流如何影响到北魏银质耳杯的制作和消费。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把对器物的讨论扩展到对社会风俗的讨论，作为酒器的银耳杯将会被还原到其本身的使用语境中。通过梳理与酒相关的文献以及表现饮酒的图像资料，本文将阐释酒杯的持拿方式作为贵族身份象征的意义，并讨论葡萄酒在北朝流行这一现象。

到目前为止，北魏考古遗存中一共出土了四件银质耳杯，其中两件出土于北魏首都平城，第三件出土于宁夏固原，最后一件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伊和淖尔北魏墓群。就器形而言，与汉代漆耳杯平口平底不同，北魏银耳杯的轮廓为流线弧形，杯的两端向上翘起，整个杯体呈船型。由于杯底为弧形不易放置，其底部还会加一矮足作为支撑。北魏银耳杯这种口、底呈弧线的造型在中原地区并无先例，却与波斯萨珊朝的船型碗有形似之处。通过比较固原耳杯和苏萨出土的船型碗，可以推断固原耳杯是由波斯船型碗改造而成。

北魏银耳杯的装饰也体现出域外风格。汉代漆耳杯装饰繁复，多以黑色、红色彩绘卷云文、几何纹等中国传统纹饰 。而北魏银耳杯杯体完全素面，双耳装饰多为连珠纹和卷草纹。连珠纹并不是传统的中国纹样，而是源自西亚。卷草纹则是希腊化风格的植物纹传入中国之后的名称。从柯林斯式的柱头到犍陀螺的纹饰带，卷草植物纹在横跨亚欧大陆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的变形，出现在北魏银耳杯上的卷草纹已经十分中国化。 

在器形和装饰的基础上，更深刻的变化在于材质。自古以来，中国流行的材质是玉石和青铜。汉代漆器兴起，成为贵族新宠。金和银并非汉人喜爱的材质；而鲜卑历来有使用金银器的传统。据《洛阳伽藍記》记载，河间王元琛收藏有上百件金银器，包括瓶、瓮、盘、盒等。而这些器物的做工都是“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北魏时期，大量的域外金银器涌入北魏的政治中心，比如大同南郊北魏建筑基址出土的银碗、银杯和八曲银洗。这些域外金银器进入中国有多种途径，包括朝贡、商品流通和战利品。

除了器物本身之外，北魏贵族的持杯方式也受到了伊朗文化圈的影响。解兴石棺壁画描绘的女主人手指纤长，以拇指和食指持住杯足，小指微微伸开翘起。这种优雅的持杯方式也在粟特、吐火罗斯坦和突厥汗国广泛流行，并成为欧亚大陆通行的展现贵族身份的象征。

在讨论酒杯和持杯方式之后，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当时宴会所饮的是什么酒？中国传统的酒精饮料为谷物蒸馏而成的白酒。到北朝时期，葡萄酒已经在北中国被消费饮用。《魏书》有太武帝以葡萄酒招待南朝官员的记载；《洛阳伽蓝记》提到洛阳白马寺附近种植的葡萄枝叶繁茂，果实比枣子还大。种植于中国北方的葡萄应该来源于今新疆地区。 太武帝征伐西域，带回首都平城的可能不仅限于金银酒器，也有葡萄酒，甚至是已经熟谙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的工匠。

最后，我希望提出一些方法论的讨论，即对物质文化的研究应当还原到时空语境中。这个语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现实层面， 考古现场的一件器物与整体建筑结构及其他器物的关系应当被考察关注；二是在历史层面，应当关照一件器物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如何被使用。本项对银耳杯的研究表明，文化交流不仅作用于物质层面，也更为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银耳杯作为一件小器物，本身可以折射出大量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信息。本研究也希望从小器物出发，管窥更大的历史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