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征服之后：华北地区社会秩序格局的变迁

王锦萍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自金代中期之后，科举制度使北方汉人儒士在女真贵族的统治下获得了较多的阶层上升途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科举文化一度兴盛，亦由此而形成了汉地社会的精英群体。1211-1234年之间的蒙金战争，对北方地区的民生经济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大量的城乡聚落毁于兵燹，半数以上的人口在战争中消亡，大批儒士亦在这个过程中受到重创。战争过后，旧的社会秩序几乎全面崩溃，在蒙元统治前期，近百年的科举制度停滞使得儒士群体丧失了原先的阶层上升途径，从政治层面上来看，来自草原文化的蒙古政权统治方式亦使北方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地方权力结构呈现出新面貌、社会精英群体被重新洗牌。蒙古统治者给予全真教与佛教空前的政治经济特权，使得僧道群体在金元变迁之际取代儒家士人成为新的社会精英，他们与蒙古统治者及地方政府积极合作，领导了战后社会经济的重建和社会价值的重塑，使蒙元统治下的华北地方社会出现了围绕宗教组织展开的全新的秩序格局。

   在对上述历史背景的审视下，即将出版的《In the Wake of the Mongols：The Making of a New Social Order in North China，1200-1600》一书围绕两组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

    其一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原先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地区民众是如何来应对蒙古政权的统治，以及在遭受到极度的战争破坏后如何重建地方社会。

其二是在战后重建过程中是通过怎样的努力来改变地方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力量，这些改变是如何重新形塑社会秩序，而这个新的社会秩序在蒙古统治的格局下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本书从社会史的角度展开研究，第一章主要围绕着金元时期儒士文人元好问的生平，以及他对其所经历时代的观察为线索，描述了蒙古征服之前的北方社会的历史状况，为蒙古统治之后发生的巨变提供了参照。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从蒙古征服之后华北地区的社会重建、政治权势以及乡村社会经济等三个方面，讨论了自此以后三百余年间区域社会格局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第五章则对蒙元时代建立并维系的社会格局是如何在明初二百年间被逐步消解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次报告重点则围绕书中对全真道教在华北地区的发展与影响进行讲述，展示了在蒙元初期宗教组织是如何在战后重建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及如何重塑战后社会秩序的故事。

在北方儒士元好问所撰《紫微观记》中可见其笔下书写关于全真教风行华北的原因和结果，全真教团在蒙元初期取代了儒士群体，在北方地区维系着社会伦理道德及意识形态，而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全真高道丘处机等人对蒙古的选择及获得其上层统治者的支持密切相关。在从蒙古方面获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以及崇高的宗教地位后，全真教秉持“立观度人”的发展策略，通过对地方性——区域性——全国性这三个层次宫观网络的建设及一系列对特权的运用和操作，使宗教规模迅速扩张并获得巨大的利益。同时，全真教对于教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区域性宫观的建设与其自身宗派建设密切相关，呈现出相辅相成的样态，并进一步被整合入掌教所在的全国性宫观——燕京长春宫的管理中，形成自上而下、由点及面的组织管理体系，体现了全真道教团中清晰的等级化制度。这样严密的组织结构在蒙元社会中，对上对下皆担负着一定的政府职能，从而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社会角色，除举行斋醮超度亡人以施行其宗教职能外，还以修桥铺路、放粮赈济、收埋路骨等方式积极参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官府职能，并通过雇工和购买木、瓦、石料等方式与宫观所在地周边的乡村民众间发展出了长期性的管理体制以及关系网络，实现了对区域社会人口及劳动力的控制。

以披云真人宋德方一系在山西芮城永乐镇“大纯阳万寿宫”（即“永乐宫”）及其九峰上宫、河渎灵源宫及数十处下院的建设与经营为例，全真道在晋南建设区域性宫观的同时利用地方信仰构建了规模庞大的宗教地理空间，在王鹗所撰《重修大纯阳万寿宫之碑》的碑阴中记录了有关1240年至1262年之间隶属于“大纯阳万寿宫”的宫观名称，还保存了参与修建者题名的完整信息。对上而言，芮城永乐宫对于河渎灵源宫的兼收与管理，体现出全真教在蒙古前四汗时期曾参与国家河渎神灵祭祀的活动。对下而言，居住在永乐镇及其周边四十六个村落中的二百四十余人作为这套宫观网络的基层底端，共同参与了修建过程，而这些居民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当地吕祖信仰的会社组织。通过此碑与永乐宫上宫下院遗址所见相关碑石资料的进一步比对，清晰地反映出这组区域性宫观在元、明两代间规模发展扩大并逐渐超出芮城县地域范围、辐射至秦晋豫三地数十州县的动态，其宗教势力依靠与下属道观所在村庄及其居民间长期关联，可以建构出基层社会的体制关系，这一关系的形成是宗教组织、人员及经济等三方面间相互作用形成纽带的结果。全真道众通过建设宫观等举措为所在地居民提供了生存资源与组织保障，而全真道教宫观产业尤其是不断扩张的地产，一部分来自蒙元统治者或权贵们的封赐，一部分来自于道众群体的垦荒及对佛教庙产的侵占，还有一部分则来源于当地富有而虔诚的民众的献赠与供奉，当然，这种捐赠的动机可能更多源自于加入全真教产后可以享受到免税特权，以避免蒙古藩王府及地方军、政府等所施加的层层重税。

除了在地方社会重建方面的作用外，全真教对前金士人及女性这两大群体在战后社会价值重塑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在元初官员胡祗遹所撰写的碑记中曾提及当时女冠、道士总数近三十万众，参考学者统计全真教团中近1/3为女性道众的比例，推知元代女冠数应在十万人上下。全真教义及其社会实践给予了女性相对宽松的环境与较高的地位，她们与蒙古权贵及地方军政官员家庭中的女性功德主之间的交往，建构起上层女性社会的关系网络，除了倚靠这些功德主的赞助建立宫观外，同时庇护了北方大量战后寡独的妇女与儿童，对全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全真教还为精英阶层家庭中的寡居女性提供了另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在当时北方地区儒士文人所撰写的墓志文中记载有相关的事件，寡居妇女入道的行为被书写者认为是符合儒家道德价值观，这一点与南方地区在异族入侵的大危机下，关于“贞节烈女”的伦理观大相迥异。北方地区的女性在全真教义的庇护下，不仅通过出家入道的方式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还获得了更多生活方式的选择途径。

综上，全真教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将宗教组织扩张与地方社会战后重建相结合，在蒙古统治初期承担了地方官府的部分功能，并将宗教权威与蒙古统治者所赋予的社会精英地位相结合，与世俗民众建立起长期的体制性的纽带关系，在地方社会的层面上，形成了类似教区宗教并担当相关的角色，为北方社会中的各阶层群体提供了在乱世中生存的空间；另外一个层面上，全真教吸收了不少前金儒士文人入道，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通过建宫观、办学校、书写全真教史、编修刊刻道藏经典等方式推广教义，以获得更多的话语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地方社会的文化价值。需要注意的是，全真道教的兴起与繁盛的基础来源于蒙古统治者的态度与宗教政策支持，进入忽必烈时期，在佛道之争中败于下风的全真道教遭受打压，失去了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但在北方地区民间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杨洁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