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贵族墓列瓣纹银盒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启示

 

倪克鲁 (Lukas Nickel)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中国艺术史和考古学  教授

 

报告以南越王墓出土的裂瓣式银盒为切入点，集中讨论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之间中国墓葬出土的银器，旨在说明早在秦始皇时期，中国就已经建立起了横跨亚洲的文化交流。

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银盒，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1.材质：器皿非纯银，而是银和铜的结合；2.物质形式：国内发现的8件同类器皿都是列瓣纹盒，但希腊化国家和游牧民族地区带有相似装饰的器皿都是银碗或瓶子，没有出现带盖银盒；3.制作方法：国内这批存在较明显的非锤揲痕迹；4.装饰纹样：银盒上的列瓣纹首先盛行于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该纹样在中国装饰艺术史上没有先例。

由于此银盒的材质和装饰风格具有一些西亚特征，学术界普遍认为此银盒是西方制造的，从伊朗或者印度地区传入。倪教授在讲座中首先着眼于解决银盒的制作地点问题，力证此银盒制作于中国，而非西亚舶来品，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器型方面：带盖银盒与中国传统器物豆的形制非常类似，西方没有发现列瓣纹装饰的“盒”，而多为盘和碗。所有列瓣纹盒资料都出现在中国，器型很符合统治阶层对器型和功用的要求。

第二，制作技术：盒子质量较重527克、器壁较厚2-3毫米，不可能是锤揲而成的薄片；器表内外很光滑，无捶打凹痕；口沿处内嵌式的边与器体口呈垂直90度，只有通过铸造才有可能产生这种样貌，表面气泡更不可能是锤揲而成的产物。因此南越银盒应该是采用中国传统的铜器铸造法制成。

其次，倪教授提出国内出土银盒的来源问题。考古资料表明，同类型银盒在中国只发现8件，分别出土于山东、安徽、浙江、广州和云南等地的墓葬。数量极少并且集中在100年内，制作时间相近，之后类似装饰纹饰就不再使用。上述所有出土银盒极有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和作坊制作，然后传播到各处，而唯一能将这些分散的出土地点联系起来的只有当时的帝国政治中心，因此倪教授推测这些银盒的产地可能在秦汉政治文化中心咸阳或长安地区。

第三，有关银盒的制作年代，类似银盒不一定是专用于陪葬的明器（又称冥器），可能是由前代制作，历经数代才被放置于墓葬中。最早一件山东临淄银盒可上溯至秦代，作为统一制造的一批器物，南越国的银盒可能是被赵佗或同时期人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带到南越，后又传给其继任者赵眛。

倪教授通过详细的分析，认为南越银盒是外来因素历经复杂的传播和融合，最终作用于中国艺术的结果。不应仅将其视为一个从波斯进口并在东亚进行再加工的舶来品，而应是一件在中国制造、具有异域风情的奢华之物，从中可从物质文化的角度窥见中西文明的交融与转译。

 

（周洁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