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早期礼制祭器的新风貌——第三系统

 

施静菲

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副教授兼所长

 

宋元以来，国家和地方的祭器大体上参照《三礼图》和《宣和博古图》这两大系统。14世纪后半叶明帝国建立，创造一个上接唐宋的帝国，除了在国家制度上需要进行考订与重整，有关统治合法性及确保统治者形而上地位的礼制也同等重要。

明代早期礼制改革出现两个新的特点，一是“事死如事生”，二是“祭器皆用瓷”。这一改变并不限于国家重要的祭礼，亲王之国、地方孔庙的祭祀皆需采用瓷器。尽管在宋代，官窑、定窑、耀州窑等也有瓷礼器的制作，但是这些多是作为铜祭器的补充和替代品，其替代具有局限性，青铜器仍是主要的选择。到了明代早期所设立的礼制用器规定，则是全面地使用日常瓷器政策。我们将这一明代早期礼制改革中所提出的瓷祭器系统，称之为“第三系统”。尽管这一系统在中央和地方执行状况还有待考证，但是这一系统从14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初期持续了至少四百年之久，对此后的物质文化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学界在涉及明早期的研究中，都会提到瓷祭器的礼制转变，但是其想法来源、具体内容与实际影响却鲜有关注。物质材料作为理解明早期礼制的重要依据，从国家重要祭典所使用的礼器与图像的呈现来看：文献所言与实物留存之间是否可以相互辅证？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差异与矛盾？明代早期礼制改革在中国传统礼制发展中占有何种地位？对此后社会文化可能带来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可从具体文本出发，以图像与实物交叉参照来理清。

“事死如事生”与“祭器皆用瓷”这两项政策的确定，使得这一时期瓷祭器的礼仪性并不明显，很难对礼器和一般的生活用器加以区分。相比日常用器，瓷祭器的哪些风格特征可以彰显其礼仪性？第一是器形，在现存明代早期的一部分瓷器中，有仿照青铜器的器形，如南京故宫遗址出土的白瓷爵，此类瓷器的礼仪性相对明显；第二是尺寸，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大尺寸的碗盘，这些并非是作为外销瓷出现，很可能是作为瓷祭器使用；第三是色彩，洪武九年，规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造解京。”此类青、黄、赤、白四种单色釉瓷比较确定是祭祀所用。在洪武时期的瓷器实物中，除黄釉外其他均有实物印证，黄釉瓷器的出现则是在永乐之后；第四是纹饰。在两岸故宫均有类似于《三礼图》和《宣和博古图》中的纹饰出现，如瑞士所藏的蓝釉罐，腹部中间阴刻一只牛，以及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镶有金彩的黄釉盘子等。

由此可见，明代早期洪武礼制系统明显不同于《三礼图》和《宣和博古图》两大系统，而是在撷取先前两大系统要素的基础上，创造出以瓷器为主导的“第三系统”，这一系统延续了大约四百年之久。但是相关讨论仍涉及许多问题，如永乐时期仍保留了一些青铜器的器形、明代早期祭器政策是否全面实行等，仍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

(赵丹坤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