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研究对中古史的意义

孙英刚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佛教史对中古史研究的意义”这个题目既谈到“佛教”又谈到“中古史”，涉及范围非常广。所以今天我的讨论并不是结构主义的层层推进，而是与我历来的研究一致，通过具体的例子来阐明我的主要观点。第一点是中古文明的宗教性被严重低估。其实“宗教性”大至国家意识形态小至日常生活，与节庆、语言文字等等方面都密不可分，而历史文献的正史立场将佛教的痕迹去掉了，但是对历史面貌进行复原就绝不能只做一半，现在的讨论还很不充分。第二点是中古时期正是佛教的域外酝酿发展阶段，只以国界作为框定的话，会忽略佛教在中亚发展阶段这一重要时期，不应该将中国中古文明与域外酝酿发展撕裂开来。下面即由三个例子表明我的观点。

    第一个例子：王权符号七宝（saptaratna）。在大量文献记载中，“七宝”，包括金轮宝（cakra）、白象宝(hasti)、女宝(stri)、马宝(asva)、珠宝(mani)、主兵臣宝(parinayaka)、主藏臣宝(grhapati)是标志武则天身份的重要礼器，而且也与她的新头衔“金轮圣神皇帝”相配合。但值得注意的是，“七宝”并非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而是转轮王的身份标志，代表的是与佛教紧密相关的一种政治传统。转轮王是佛教的理想世俗君主、是统一君主、是佛在世俗世界的对应者，将中国君主描述为转轮王是南北朝隋唐时代的一种政治惯例和传统，有关转轮王的知识是一种普遍认识，为知识界、信仰界乃至普通民众所熟知，而以往的研究几乎把如此重要的一个历史情节给忽略了。由此可见，中古政治中对宗教性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掘空间。

第二个例子：建筑景观和语言词汇。经历千年风霜、至今矗立在西安的大雁塔，是中国中古时代带有强烈世界主义色彩的辉煌文明的见证者，也是佛教在亚洲兴起与传播这一世界脉络的重要地标。但历史记忆如此脆弱，以至于我们至今说不清楚为什么这座伟大的佛塔，叫做“雁塔”。通过翻检比对大量文献，我们发现无论是当前主流的解释——大雁塔因玄奘而得名，还是宋人张礼《游城南记》中的说法都不足以让人信服。实际上，“雁塔”作为一种对佛塔的描述性文字，在唐代非常普遍。其根源性的原因，在于“雁”（桓娑）和佛教的密切关系，而不是跟哪座具体的佛塔有什么因缘。在佛教中，hamsa的飞翔象征着跳脱六道轮回（samsara） 。

“桓娑”作为跟佛陀、涅槃、重生、舍利供养等佛教意涵紧密相联的精神符号和装饰元素，在印度和东南亚被广泛使用，在犍陀罗艺术中亦是如此，并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进。一方面体现在佛教艺术和建筑上，不论是佛教雕塑、壁画、舍利容器，我们都看到了桓娑成行飞行的形象；另一方面，作为重要的概念，“桓娑”被翻译为“雁”进入中土佛教的话语系统，佛塔（塔的本意就是坟墓）作为保存佛陀舍利的神圣空间，如舍利容器一样，也就被冠以“雁塔”的名称。这一名称，并不被西安大雁塔所专有，也跟具体的某个僧人无关，它所植根的，是佛教最基本的信仰和思想传统，闪耀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光芒。

第三个例子：佛教圣物佛钵（Pātra）。虽然对习凿齿给道安的信的个别表述稍有区别，但是《弘明集》的记载和《高僧传》都明确将“佛钵”和“月光”联系在一起，并且暗示月光出世和佛钵东迁，标志着佛法在中土的兴起。这不仅仅是佛教传播的一种比喻，也是一种宗教政治预言，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曾经对当时的政治起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古时代佛教的一个普遍观念，即佛钵将一路东来，经过中亚进入秦土。比如隋代那连提黎耶舍译《佛说德护长者经》就明确指出：“于尔数年，我钵当至沙勒国，从尔次第至大隋国。” 这一带有预言性质的观念，被赋予了深厚的宗教和政治意涵，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政治起伏和信仰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作为佛教圣物和佛陀舍利的佛钵，一方面存在于佛教徒的宗教信仰和想象之中，另一方面，也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其移动被赋予了深厚的宗教和政治意涵，而有关佛钵的宗教和政治意涵，其知识和信仰来源，恐怕可以总结为三种，第一，作为真实器物存在的佛钵移动的真实事件；第二，佛教文献和图像塑造的宗教想象；第三，跟弥勒信仰和转轮王观念紧密相连的政治理论和实践。

 

（杨瑞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