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明使行往来和朝·清使行往来的比较
丘凡真 首尔大学文学院东洋史学科副教授
朝鲜王朝（1392-1910年）对中国的外交，一般称为“事大”外交，朝鲜王朝的“事大”外交，从1392年到1894年的五百多年间，始终没有间断过，唯一的变化是1637年“丙子胡乱”以后，朝鲜王朝“事大”外交的对象，从明朝转变成了清朝。以往的研究，特别是韩国学者的研究，对于朝鲜“事大”外交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即认为朝鲜王朝的对清外交是对明外交的延续，而事实上，朝-明使行往来与朝-清使行往来，从朝鲜王朝和中国两方面来看，都存在着不少的差别，大致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的认识不同。对于明朝，朝鲜承认其正统性，称其为“天朝”、“上国”，而对清朝则不然，直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朝鲜的主流观念都认为清朝是“夷狄”、“胡”，这一点到了朝鲜正祖年间以后才有了新的变化。
二是朝鲜派遣定期使行的次数和时间不同。朝鲜的对明定期使行基本上一直保持“一年三贡”（正朝或冬至行、圣节行和千秋行），而对清定期使行方面，除崇德年间为“一年四贡”（正朝行、冬至行、圣节行和千秋行）外，清朝入关以后改“一年四贡”为“正朝行并贡”，即一年入贡一次。
三是朝鲜派往清朝的使行中出现一些“特殊”使行的情况，因为定期使行次数减少为一年一次，故清代出现了一些定期使行之外的特殊使行，其中最主要的是庆祝皇帝生日的“进贺圣节”特使。此外，特殊使行还有“问安行”（清帝往盛京沈阳谒陵时朝鲜派往沈阳的使行）、“参覈行”（朝鲜派使臣前往沈阳、凤凰城等地会查犯越事件）和“历行”（朝鲜每年派使前往北京领受时宪历）等。
四是明、清两朝接待朝鲜使臣的方式的不同。明、清两朝接待朝鲜使臣的定例是两次筵宴（在礼部举行的“下马宴”、在馆所举行的“上马宴”）和对朝鲜使臣的颁赏。而清代接待朝鲜使臣除了定例之外，又有新的变化，最主要的就是朝鲜使臣获准参加御宴和面见皇帝，这在乾隆四十六年后几乎形成了惯例。
五是明、清两朝派往朝鲜的敕使人选身份的不同。明朝派往朝鲜的敕使的身份一般是太监和五到七品的中下级文官，而清朝派往朝鲜的敕使，只派旗人官员，不派汉人官员，且品阶也相对更高，一般是一到三品的官员。
从明清两朝朝鲜使行的差异中可以发现，在清朝的对外事务中，是将朝鲜作为外属各国中地位最特殊的对象来看的，其重要性可以说远在琉球、安南等之上，而几乎和内属的蒙古等同。从清朝的立场来看，这一方面当然要归因于朝鲜之于清朝的政治、军事重要性，另一方面，可能也与清朝认为朝鲜并非其从明朝继承的藩属国，而是其在入关前就奠立了朝贡关系有一定的关联。